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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说,摆摆手。“苦哈哈”是另外一个阿塞夫喜欢用来侮辱人的词语。
他朝哈桑扬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说,“巴巴鲁可好吗?”
哈桑一言不发,在我身后又退了一步。
“你们听到消息了吗,小子?”阿塞夫说,脸上还是带着那副邪恶的笑容,“国王跑掉了,跑得好!总统万岁!我爸爸跟达乌德汗相熟。你认识他吗,阿米尔?”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说,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达乌德汗去年还在我家吃过晚饭。”阿塞夫继续说,“怎么样啊,阿米尔?”
我在想,如果我们在这片荒地高声求救,会不会有人听到?爸爸的房子距这儿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们留在家里就好了!
阿塞夫看着我,他看起来像是刚从美梦中醒来。“希特勒生不逢时,”他说,“但我们还来得及。”
他伸手去牛仔裤的后兜摸索某样东西,“我要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王没做的事情,派军队清除所有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哈扎拉人。”“放我们走,阿塞夫,”我说,对自己颤抖的声音感到厌恶,“我们没有碍着你。”
“哦,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你怎么可以当他是‘朋友’?”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个问题,阿米尔。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收容这些哈扎拉人,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你是个阿富汗败类。”
阿塞夫举起拳头,向我走来。
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我转过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
“请让我们走,少爷。”哈桑语气平静地说。
阿塞夫咬牙切齿:“放下来,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哈桑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随后几年,喀布尔人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
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
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噢。”哈桑说。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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