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名叫“企霞”的文学青年给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投了一篇名为《莲花谷》的文章，该文章没有被胡适采用。

　　胡适退稿的原因有二：一是《独立评论》是时事评论周刊，“向不登文学作品”；二是认为企霞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unreal（不真实）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使人感觉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

　　胡适说《独立评论》“向不登文学作品”并不是事实。《独立评论》是时事评论性质的刊物，按道理说不应该刊载小说等文学作品。但胡适为一个“可爱的纯洁的青年”破了例。他就是“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的北大“偷听生”、贵州青年申寿生（申尚贤）。申寿生在这份“向不登文学作品”的时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有10篇之多。这些小说写的是申寿生家乡贵州务川一带的人和事。作者自己说这些“文章全是实情，只怕说得不够，断不会说过头”。胡适对这些小说极为激赏：“我们相信这是写实之作”，碍于刊物性质“虽不愿发表，却不能不发表。”

　　由此可见，胡适退还企霞文章的主要原因恐怕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他认为企霞的文章不符合他“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取稿标准。因此在这封退稿信的最后，他向企霞推荐了申寿生的小说《新秀才》，并且说：“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关于这位“企霞”先生，我查了一些资料，原来他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派文学青年朱企霞。

　　朱企霞的简历如下：祖籍安徽泾县，1904年10月11日生于江西南昌。1921年9月进南京东南大学预科班，一年后，升入东南大学。在东南大学期间，结识了杨超、张光人（胡风）、宛希俨等人，并于1924年4月参加了改组后的国民党。1925年与杨超、张光人等转学至北京大学，并担任《北大学生》编辑。1926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三十年代从事文学活动，主要作品有《孱儿集》《贱胎》《秋心集》等。1958年6月被划为“极右分子”。

　　朱企霞的人生道路很有典型意义。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派文学青年大都具有类似的人生经历。

　　我在这里关注的当然不是朱企霞人生经历的典型意义。我从胡适的这封退稿信中看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风格和文学追求。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人中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话语系统和话语风格。胡适等人崇尚的是平实理性，坚持以理服人；左翼作家崇尚的是华丽煽情，追求的是以情捉人。从胡适给朱企霞的这封退稿信中，可以看出两种风格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胡适的这封信很重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顺便提一下：胡适的这封信是自留稿。他是否将该信件寄出，朱企霞是否收到了该信件，以及朱企霞阅信后如何反应，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不知道：朱企霞的这篇《莲花谷》，被作者收入了193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秋心集》之中。

　　还有一个事实也很有意思：《秋心集》中还有一首名为《夜醒》的诗。对于这首1932年作的诗，2005年昆仑出版社出版的《朱企霞文集》中附加了一个作者的自注，大意说：诗中“谁也不给了”一句，适之师当时阅后来信说，也可以理解为“对谁也不给了”，非作者本意，1978年某月，遂改为“谁也不给我花了”。1932年作的诗，要等到“1978年某月”，才听从“适之师”的意见做出修改，这一点很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