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潘光旦写了一篇《普及识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答案。潘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字是一种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仅教会孩子识字，而没有把判断价值的原则和选择好坏的标准传授给他们，就只能误人子弟。用这个道理反思当代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过度强调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这不仅使青少年缺乏应付环境的能力，还容易走上邪路。

　　潘光旦认为，这种情况，还与社会制度有关：“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就）不言而喻了。”

　　1940年，潘光旦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引用美国生物学家的一句名言：“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以后，进一步指出：“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工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有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和宣传家了。”

　　正因为如此，他在《普及识字？》结束时写道：如果不把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教给学生，那就只能“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这也是对当今教育最好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