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子问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东郭子让庄子举出例子来，方可相信“道”“无所不在”。接下来他们继续讨论：

　　“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东郭子认为庄子的回答越来越卑下不堪，不再应对。于是，庄子则举出那些监管市场的人，在鉴别一头猪的肥瘦时，不是看其腹背，而是用脚踏最难肥起来的猪腿的方法，———即“每下愈况”的道理，来告诉东郭子：“道”不仅仅存在于“大言”之中，它关乎宏微，没有离开世上每一个东西，越普通，越微小的地方，越能体现出“道”理来。

　　道家的“道”博大精深，但在庄子看来却没有离开再平凡不过的一草一木。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文明建设的步履艰难与我们每一个人所作出的努力的分量。在一些公厕中，有时能看到这样的提示牌：“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已经很形象地说明了文明与每一个人的距离和生活细节的相关性。在我们身边，每当你听到有人用“不文明”的评语时，并不见得身边所发生的事有什么惊天动地，刻骨铭心。所以，日本的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指出：“文明是至大至重，而且是包罗人间一切事物，其范围之广是无边无际，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其实，在文明的沧海中，每一个人都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一“粟”，其一言一行不是对人类文明的积累，就必然是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我想，后人在文明历史的长河中一定会这样评价我们。

　　弗洛伊德说过“尽管文明被认为是一个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目标，但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是文明的敌人。”因为，文明是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的。私欲时刻诱使我们离开人们共同的愿望，而一旦为了满足私欲又没有负罪感，就会为所欲为，我们也就离文明越来越远。高谈阔论，谁人不能？何时不能？而一旦落在自己身上，往往矛盾百出或格格不入，很难找到一点文明的影子。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们想或现实需要征服自己的时候，我们却没有看重自己：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文明的载体和文明积累的主体，在大庭广众面前，或在商业流通领域，有的人把自己渺小得一文不值。忘记了我们的行为会影响他人，会改变他人。因为，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的目标只有一个。

　　“每下愈况”，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庄子的方位观，而体现的是其唯物论和唯下意识。金字塔，人们羡慕她的神奇，但没有人在意她的基石；摩天高楼，人们欣赏的也是巍峨耸立，但也没有人在乎她的基础。而要得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文明与否的结论，却离不开每一公民的素养。在平常的生活中如此，在大灾大难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躺在文明古国的身上炫耀和标榜自己，更不能忽视文明的传承力会对他人或后人的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自己。当然，我们更需要社会所创立的价值体系，让人们看得到自己为文明所作出的贡献并能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