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开口就是错，余秋雨现在一定又在家中无奈地委屈着。本来，老余日前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说辞恳切，大义晓陈，出发点善意，呼吁及时，却意想不到地引来网民们的砖头瓦块……总之，再好的理儿，让你老余一说，就是错儿！这已经不是说话本身的内容问题了，当一个人激起了众人的厌恶后，通常就会遭此围殴。

　　公允地说，余秋雨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国散文做出了突围性的引领贡献。当时，思想解放的浪潮激荡下，被“文革”禁锢已久的文学创作热情，岩浆式喷涌。人性的光芒在散文领域渐渐走样为对“小我”的泛滥式抒发。一时间，全国几乎所有的报纸副刊都被表达自我感受的小情小调充斥，文坛弥漫着一种矫枉过正的小我关注。

　　到后来，这种趋势已发展到对散文体的毁灭性打击。描摹内心感受，关注身边琐事，笔触纤细言之无物……散文一时成了无病呻吟的代名词。

　　这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来了，他以耳目一新的叙事风格把散文和历史深度结合，与现实拥抱，雄浑壮阔中不乏小桥流水。余氏那优美中饱含情感，句法别致，纵横捭阖的妙笔，读来心潮澎湃，遐思千里。不过分地说，老余对中国散文在那个特殊时期，有着开拓性的挽救贡献。

　　余的文字与切入历史角度，激扬了一代人，也是当年明月、十年砍柴、张宏杰这拨少壮派史学爱好者最初的人生营养；也是吴思、李亚平这拨实力派史学研究者的醍醐灌顶者（当然，他们更愿意认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

　　却原来，散文可以这样写，历史可以这样打量。

　　顺便说说老余的简历，我认为这是他之所以有“后来”的致命原因。老余同志的本业是研究中国戏剧的，一部《中国戏剧史》不但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也把他推向了一个光荣而难以负荷的岗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之职。

　　知识分子从政，哪怕是业务类干部，也很左右为难。这从濮存昕同志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长篇倾诉中，可以淋漓尽致地感受那种分裂。

　　虽然老余很快就辞了职，但从此，他自己也许意识不到的官气官腔，就潜移默化地打入思维系统里了。

　　随着《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的大热，老余迎来了走红后的第一拨批评潮。对他作品中史料运用方面的硬伤，对他抒情炫耀式的矫情表达，商榷文章渐多。老余先是蒙了，后来端出优越的俯视姿态，一万个不接受。

　　一片叫好声中，突然下起了冰雹，换位思考，谁都难免不是滋味。此时，也是最考验一个人胸怀与器量与人格的时候，卸任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老余，像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官员一样，嗷地一声长啸，下下策地暴跳起来，把所有这类人悉数定性为“借势攀缘的小人”，把自己举到“常有理、永正确”的高度。对于批评中有价值的部分，未予虚心理睬，令后生余杰等人不服不忿后，发难升级，以《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等超越学术探讨、直击文革中余氏做人真义的文章，把那场本可以控制在学术范围的争鸣，引入骂仗的歧途。

　　占据话语权高地的余秋雨，相当苦闷的余秋雨，恼羞成怒的余秋雨，用长篇自传《借我一生》回击了“无耻小人”们一轮又一轮的进攻。

　　调子由此逆转。老余从此变态。一会儿宣称“封笔”，一会儿扬言“退出”。但实际情况是，该同志是个耐不得寂寞的人，时不时地就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扭捏一番，当个青歌赛评委吧，抓紧一切机会卖弄；娶了个美人吧，动不动就“妻这妻那”地乱哄抬。总之，这种不遗余力的自我表扬，终于让本来有可能成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直线坠落为作秀大师、矫情大师。

　　他对于全国人民的反目百思不得其解，心理上不断强化“犯小人”情结。这从他固执地认为批评他的人们是有组织有步骤地为盗版开路上，可见一斑。老余的出场费之高，超乎想象，金钱面前，老余对自己的名气量化得毫不手软，但又缺乏必要的坦率，非要给自己涂抹上一层明明不存在的道德光晕，这才是我们讨厌他的真正原因。

　　再说这次赈灾捐助吧，可以理解老余捐了则要天下周知的动机（谁想暗暗做好事，很容易被群众误解为不出手），烦人的是非要把公示弄成不小心被记者探听，非要把马兰拽出来一同“秀”，这就挡不住众的不屑了。

　　精力太过分散的老余，虽然在“苦旅”和“山居”后，有批量作品争相问世，什么“秋千架”啦，“凤凰系列”啦，但浮躁满纸的新作，再无从前的震撼。

　　怀念未出大名之前的余秋雨，怀念那个“被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霜沧桑了一颗心”的跋涉者，但同时我也深刻地了悟：异化了的余秋雨注定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