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社会标志性人物、年届八旬的君特·格拉斯在回忆录《剥洋葱》中，自揭其隐瞒了60年的秘密——17岁，他曾效忠纳粹党卫队。一时间，《剥洋葱》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标题新闻，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的猛烈批评，引发了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今年初，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中译本。

　　君特·格拉斯这样理解“剥洋葱”：“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书还没出，就开始闹腾。不是别人闹，是作者自己闹。君特·格拉斯，自己闹，“自我爆料”。面对格拉斯，面对他事先张张扬扬的坦白、直言，我无力抗拒……还好，我懦弱无能的“陪绑”，是整个欧洲知识界，甚至包括政界。

　　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回忆录《剥洋葱》出版前对媒体说，少年时代，确切说，17岁，他曾效忠纳粹党卫队。

　　批评、声讨、争执、辩解铺天盖地而来。其中“下手”最狠的，是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mann）撰写的一篇题为《现在我记得，现在我忘了》的书评。其中致命者有两处，一是直陈格拉斯在自己曾效力党卫队一事上，患了“选择性失忆症”；一是霍夫曼说：“格拉斯的所谓忏悔令人失望，这不是在‘剥洋葱’，而是‘刷油漆’。”

　　很多年前，某高人在分析王朔的炒作秘笈时，曾大胆以“相声”作比———他别的不干，只把自己焊在了“逗哏”的位置上，齐了。这样，当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卷来，要捧要骂要呵要斥，悉听尊便。反正，甭管你说什么，都成了“捧哏”。

　　种种假设、诘问、沮丧、不安，最终一一变为《剥洋葱》尚未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所达成的传播效果，景深悠远，极富戏剧性。幻觉里，君特·格拉斯穿了件长袍马褂，站在聚光灯下那个叫做逗哏的位置上，面带微笑。

　　读完全书，我的判断是，就算确有商业考量乃至商业谋划，君特·格拉斯毕竟以一部近30万字的回忆录表达了自己的道德勇气。至少他没把一个17岁的党卫军的心路历程带进棺材。至少他没自赋神性，用已接近完工的道德造型为自己的历史背影描上金光闪闪的一笔。

　　“自传作者应当把一切都说出来，特别是那些不能说给别人的东西，即性欲。出于真实的考虑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需要作者战胜他的羞耻感。”“坦白的难点在于迟疑，这种迟疑应当被表现出来。”“坦白有一系列修辞方式，卢梭、纪德、莱里斯、格林及其他人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本质。”“吞吞吐吐的开场白一方面是在吊起读者的胃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叙事开脱，以免有暴露癖之嫌。”上面数段文字出自法国学者菲力普·勒热讷撰写的《自传契约》（三联书店）一书。这本书被称为西方自传研究的奠基之作。

　　我惊异地发现，《剥洋葱》至少前两章，其最重要的修辞特色果然就是“吞吞吐吐”。或许，在格拉斯看来，“党卫军”这三个字确比私人床笫之欢完全公开更羞耻？这样，全书吞吞吐吐吐吐吞吞的文字，其实可以被拍成一部磕磕巴巴、缺斤少两的动画片。而该片导演，即传主自己。

　　在这部吞吞吐吐的动画片里，少年君特·格拉斯与老年君特·格拉斯在玩捉迷藏。站在这个捉迷藏游戏的外圈儿，我不断为他加油、加油、加油，想为他最终的坦白助力，可终于无功而返。我并不认为君特·格拉斯真就把一切都说完了。不过，毕竟，他开始说了。在《剥洋葱》里，他从12岁说到了32岁。

　　很早以前读过法国人德莱姆的“细微主义”散文。至今记得他的名作《第一口啤酒》（百花文艺出版社）里有一篇叫《帮人剥青豌豆》。诡异在于，在阅读《剥洋葱》里无处不在的挣扎时，我总是想起它。

　　“剥豌豆有一种漫不经心的、平心静气的节奏。这节奏像是被一种内在的节奏器激起那样。”“大拇指在豆荚的裂口处一压，豆荚就顺从地、情愿地张开了。”“几颗不太成熟的豆荚，有点顽固———食指指甲的切入便可开裂绿皮，并且透过那层有点像羊皮纸一样柔韧的皮，就感觉到一种湿润和一种浓密的肉质。”“然后，你就用一个指头向外一挤那些圆球，它们就滑了出来。”

　　当然，我知道，“剥洋葱”毕竟不是“剥豌豆”。与“剥豌豆”比，“剥洋葱”的尴尬、窘迫难以言喻。它是精神生活里最隐秘、最荒芜的那座城堡。它是内心最黑的黑。

　　其实，对君特·格拉斯而言，写作《剥洋葱》，也是一种写作治疗。这个治疗始自《铁皮鼓》中一个近似的细节场景，曝光于《剥洋葱》。

　　序幕才刚拉开。

　　我甚至觉得，我们永远都追不上他。哪怕确如很多批评者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懦弱的老油条。我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寄托于有可能出现的小黄仁宇、小小黄仁宇、小卜正民、小小卜正民们。我们也只好耐心等待君特·格拉斯剥开那历史洋葱更下面的一层……而他是否因此涕泗横流，潸然泪下，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