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具有强烈的震撼性，骤然面对，大脑里再闪回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苦难场景，那么，不假思索地服膺其中哲理，让胸膛随之急剧起伏，就会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果然，差不多每位引用者都是把它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来看待，似乎，它既是我们思考的唯一前提，也构成我们思考的当然出发点，而对这段话本身进行推敲，则属多余。

　　管见所及，秦晖先生是例外，在大作《实践自由》里，他对这段话里隐含的逻辑漏洞进行了稍纵即逝的辨疑，指出：“再残暴的专制也不会杀掉一切人，最后轮到自己被害只是一种几率有限的可能性”，不过，秦晖也仅仅指出其涉嫌夸张之处，对这段话的精神则全盘继承。他著名的“自由主义实践者三层次论”，从情感到逻辑，都是在这位新教神父的精神照耀下启航的。换言之，在秦晖眼里，这段话中的疑问有点不值一哂。

　　其实，这段话除了具有震撼人心的特点，还兼有逻辑不通的特征。它预设的前提是，世上只有两种人：追杀者和被追杀者，任何仅仅没有出面阻止追杀的人，都将难逃一死。所以，不出面阻止（即“不说话”）与遭到追杀，最终将合二为一。秦晖先生从“几率”角度对它略启疑窦，而它真正的问题出在前提有误，可敬的新教神父漏算了一种人：虽不反抗但绝不助纣为虐者。假如把这种人作为预设前提，再原样搬用德国神父的逻辑语式，意思已全然不同：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厌恶做帮凶，我不干；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厌恶做帮凶，我不干；此后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厌恶做帮凶，我继续拒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厌恶做帮凶，我还是拒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结果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效命，所有人都厌恶做帮凶。

　　神父的话属于假设性推理，众所周知，假设性推理必须遵循由易至难的原则，更高级、更苛刻的假设条件，必须建立在相对初级的假设已被推翻的基础上，而不能忽略初级且可行的假设，直接拿更高级的条件作为前提。这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在成本低廉的原材料（假设是塑料）足以完成生产的情况下，却偏要以黄金作为预算依据，如果不是存心做假账的话，所有的老板都会怒不可遏。

　　回到新教神父的语境，充当暴力的反抗者较之拒绝充当暴力的打手，条件苛刻得多，前者非勇士莫能为，后者却对任何人都谈不上苛求。而如果目标仅限于避免遭到追杀，那么，假设人人都拒绝充当暴政的鹰犬，实际上也就达到了假设人人都是勇士所能获得的效果：没有一个人会被追杀。既然如此，忽视“人人充当打手”的平易目标、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人成为勇士”的高难度目标上，不仅学理上说不通，在现实生活中也势难奏效。它唯一奏效的领域，恐怕就是纸上慷慨了。

　　神父、纳粹、屠刀、遇难、遗言，这些元素所构成的合力，对于我们的情感来说，几可视为不可抗力；而且，这份情感的导向还是促人奋进的。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每当情感强烈受激之日，也就是我们的理智疲塌不振之时。对于一名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为了最大程度地实践康德的教诲：“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即使面对正义的情感也能理性先行，在受其激荡之时不忘对它加以审视，就显得至关要紧了。愿神父之灵永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