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 1896~1979 ),字济之,湖北钟祥人。

　　在西方考古学入华以前，中国早已形成古典的考古学，即所谓金石学。但金石学虽知器物的重要，而不知器物与地层关系的重要；虽知器物铭文的重要，而不知器物形制的重要。同时，在文物国有观念尚未确定的条件下，获取文物的方式也只能通过私人的盗掘与售买，而非有组织的科学考掘。1920年代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发掘殷墟，乃成立考古组，并向所外聘请高明负责，傅斯年最后提名的候选人有二：马衡，为传统金石学的精英；李济，有近代考古学的知识和经验。结果院长蔡元培舍马而择李，遂一举确立中国田野考古的新方向，而李氏亦由此成就其“中国考古学之父”的荣名。

　　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以“狼狈为善”的说辞四处网罗人才，其中李氏尤能独当一面。论后来的成绩及影响，中研院的重心实在史语所，而史语所的重心又在考古组，则傅、李二氏，真能“狼狈为善”者矣。

　　然而考古并非李氏的本业。1918年他以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人口学、人类学，以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人类学博士，可谓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家。返国后，受丁文江、梁启超的鼓励，通过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的方式，主持挖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并出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是为中国进行近代式田野考古的第一人。正由于此经历，才使他的学术重心由体质人类学转向考古学，并机缘凑合，成为领导殷墟发掘的总舵主。以其掘地为业，占地为王，正当拟为立地太岁也。

　　李氏一生的最主要贡献，是将西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引入到殷墟发掘及相关遗物研究领域，从此奠定中国现代考古的布局。其弟子张光直总结为四项：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建立科学考古学、殷墟发掘与古史研究、器物学研究。其中器物研究一项，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如对青铜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形制及纹饰的系列研究，如《殷商陶器初论》《殷墟有刃石器图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等论文，尤为他个人成就最专精的部分；其他散篇如《小屯与仰韶》首先确定仰韶文化年代在殷商以前，《跪坐蹲居与箕踞》以古文字材料、外域民族学材料印证殷墟遗物图像，皆属突破性的创获；而《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两书，则系对中国早期历史及殷墟考古的简明总结，为影响广泛的普及之作。

　　按：传统古器物研究，皆以传世文献对器物的定名及分类为出发点，而文献不足徵，故多有方枘圆凿之处；李氏则根据器物类型学新法，突破对文献的迷信，重视分类标准的统一，以器物自身的形制作为定名和分类的优先依据，遂重建“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使器物研究转向科学化。

　　早在1927年的《西阴村》报告中，李氏已对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持保留态度，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但其怀疑纯粹基于客观的学术理由，而非主观的民族情绪。事实上，在总体观察方面，李氏固然宣言“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但却一再承认中国早期文明深受西方因素的影响，指出“从殷代乃至更早一些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跟外部世界有着多方面的接触了。在青铜器中，有带插口的斧和带插口的矛头；在陶器中，有喇叭形的罐和圜底的罐；在石器中，有丁字形的斧和凿子；——所有这些显然都是文化移植造成的结果，是说明中国早在公元前第2千年就同远西地区有交往的重要佐证”。可见他实有广阔的文化胸襟，绝未陷于大陆考古界长期以来那种“爱国的自大”。

　　出于现代学术立场，李氏强调一切文物应归公有，“不应该把我们研究的对象，当作古玩或古董看待”；故他与董作宾、梁思永等史语所同仁相约，私人不收藏文物，此风一开，以后竟成为史语所乃至整个考古界的潜规则矣。

　　诗曰：小屯器物细参详，古董奇珍不自藏。何必发明皆属我，西来文化见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