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军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的快，来得普遍。”可见，当时如果已经有了电视，赫胥黎会更加惊讶它的宣传作用。

　　潘光旦是1943年才看到赫胥黎这本书的，但是早在1940年，他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文章说：“教育假定人有内在的智慧，有用智慧来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力量”。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假定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其余绝大多数人只有接受和顺从的资格。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或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以后，其他人是不能怀疑不能发问的。难怪赫胥黎要说，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是最有极大的威胁力的”；要维持独裁统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

　　潘光旦的文章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发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注重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是将二者混淆不清，甚至合而为一。这样一来，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也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要义，则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赫胥黎强调，一定要尽量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就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釜中鱼，俎上肉”。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学校以外的环境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那些无聊的刊物、无聊的广播和无聊的影片，不仅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像鸦片一样让他们上瘾。他认为这种习惯养成之后，青少年一代就可能成为“环境的寄生体、社会的可怜虫、文化的赘疣、民族的负担———这是多么一件惕目惊心的大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告诫人们一定随时提醒青少年，“让他们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作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知道，“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