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伊始，上海便迅速沦陷，原本集中于沪的金融机构开始大举南迁香港。在中国银行将总行迁港后，一批私人银行随后也亦步亦趋，一个战时的三角金融关系也很快在香港、上海和重庆间形成。到了1939年，香港取代上海成为中国金融中心已成了国内银行界的共识。

　　香港也成了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重要募集地。东亚银行此时的行动让人想起了创立时“为祖国策富强”的初衷，不仅积极向香港市民推销公债，创始人简东浦亲自领衔香港的华资银行募集了数以百万计的救国经费，一时传为佳话。

　　同时，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将全部在港款项存入东亚银行，通过东亚进行收支。中央信托局还委任东亚银行为保险代理，处理各项保险事宜。

　　1941年底，香港战火甫一燃起，国民党空军曾专程派一专机来港接走一些知名银行家。尽管简东浦当时也在被邀往重庆之列，但简东浦认为自己应对东亚股东和储户负责，不可在关键时刻一走了之，一直到日军投降，他一直留在香港料理银行业务。

　　事实上，正如坚持留下的简东浦一样，在整个8年抗战期间，东亚银行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仍坚持运作，无阻于战争期间林林总总的困苦。

　　1937年上海沦陷后，但位于租界内的东亚银行未受触及，业务照常进行。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开进了租界，整个上海成为沦陷区。1941年12月10日，包括东亚上海分行在内的租界内一切非敌对国银行得到重新开业的命令。

　　战前，上海分行的工作分别由简东浦和李子方轮流负责，每人每年到上海“驻守”数月，因此分行和总行联系十分紧密。但战时简东浦和李子方已无法再做如此安排，上海分行只好全交由分行经理负责。更严重的是，由于战时通讯十分困难，上海分行无法与总行保持联络，令总行大为忧心。

　　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之后，上海的投机生意发展到了疯狂的地步，任何东西都可以炒卖———黄金、股票、房地产、甚至木材都成了投机商品，东亚总行很担心上海分行因陷入投机买卖而陷入混乱。

　　还健在的东亚上海分行老员工回忆说，那时候银行每天都人山人海，其中大多为股票经纪人和投机者，他们守在这里收集各种有关股市和投机买卖的行情。面对这样的投机热，上海分行在总行的督促下作出了很大努力，才避免直接或间接卷入任何投机活动，但因此业务也十分清淡，当时有员工还为此而辞职，理由是“无事可做”。

　　香港总行的情况也不会更好。日军占领香港第二天，便派兵到东亚总行打开了仓库，将银行储存的大米搬得一粒不剩。日军当时命令，所有人必须在24小时带着私人用品离开东亚，不准再回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简东浦和家人成为了最后撤离总行的一群人。

　　一直到次年2月，东亚在香港才重新被获准开业。然而，面对战时萧条的市况，东亚此时也只能艰难求存，业务往来几乎全停顿，很多无事可做的高级职员只得在会议室打桥牌来度日。更令东亚困扰的是，日军此时利用军票在香港敛财，随意升值的军票兑港元汇率令市场的金融秩序几乎陷入了崩溃状态。

　　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上海，东亚银行都正在沦陷的暗无天日之中坚持运作，苦苦守候着战争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