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购进的致远号驱逐舰

大坞全景

隐在密林中的龙引泉碑

　　彼时，大坞正在进水，有一艘船正等着入坞维修。就这样，我幸运地看见了它空坞与满时的形景。整个坞身是一个石砌的船形深槽，就像缩小了几倍的罗马斗兽场。可它和斗兽场一样地壮观，一样地生动。当有海水汹涌着奔入坞中，一扇历史的闸门，便被它轰然地撞开了。

　　时间是1881年秋天。北洋海军官兵从英国驾驶着新买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从遥远的英伦半岛回到中国。李鸿章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他马上就带着周馥、马建忠、黄瑞兰等一干文武官员，乘着它们来旅顺口。一为试坐军舰，二为考察港口。这一程考察结束后，李鸿章留下了喝过洋墨水的马建忠，让他在这里做出详细的建港筑坞计划。马建忠也不负所望，不久即将计划提交了上去。

　　1883年春天，大坞工程开始启动。正在此时，中法战争爆发。两年后，大坞工程再次上马。可没想到，另外的麻烦又来了，一方面是工程太大，巨款难筹；另一方面是各国承建商要价太高，而且不负责保修。直到1888年，又一只巡洋舰从国外开回来了，大坞还迟迟不能动工。

　　这一下惹得皇帝不满了，皇帝旁边的人更是说什么闲话的都有。李鸿章遇到了一场信任危机，只好四处寻找合作伙伴，最后是一家法国银行答应出面作担保，大坞工程便转包给了一个名叫德维尼的法国人。

　　1890年9月，大坞工程终于如期地完工了，可是工程费用却比合同规定增加了一倍，共花去白银一百三十五万两。由于法国承包商偷工减料，大坞建成后，因海水能透过砖石渗入机器房，不得不随时修理。

　　然而，即使这样，大坞仍是19世纪的建筑奇迹，被称为“东方第一大坞”。李鸿章在《验收旅顺船坞工程》奏折中称：“嗣后北洋海军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香港诸石坞。从此量力筹画，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海军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深固不摇。”可见有了这个大坞，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多么得意。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旅顺工程局总办的袁保龄。

　　袁氏是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管袁甲三的次子，袁世凯的叔父。李鸿章对袁氏叔侄似有一种偏爱，先是把修建旅顺军港的任务交给了袁保龄，后来则是在临死之前推荐袁世凯继任自己的职务。事实证明，用袁保龄是对的，用袁世凯却是一个大错误。

　　那是1882年，道员袁保龄被派到旅顺口来督办海防工程。他到任之后，立即勘测旅顺口和大连湾沿海各个港口，认为旅顺口是辽东半岛的天然良港，奏请疏浚口内浅滩，扩大口门，修筑船坞，多建库厂，分筑海岸炮台。除此之外，他还奏请设外防于大连湾，屯军营于南关岭，让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遥相呼应，以拱卫京津。就是说，在北洋海军基地建设之初，大事是李鸿章说了算，具体操作却是袁保龄在拿主意。

　　按李鸿章的意思，大坞要以西法来建，并请德国工程师善威来旅顺口，让他做袁保龄的帮办。善威决定用烧制的泥砖砌筑坞身，袁保龄认为砖坚不如石，坚持要用石头砌筑坞身。两个人互不相让，一直争执了四个多月。最后因为袁保龄的意见得到英法专家的赞同，这事才平静了下来。

　　与大坞一起，还修了一条千余米长的军港防浪堤。袁保龄仍然坚持以山东长岛运来的紫色花岗岩砌筑。这条绵长的防波堤修好后，旅顺口人管它叫“坝沿儿”，直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坝沿儿经百余年风吹水洗，仍坚牢如初，已成为旅顺口一景。余暇时间，人们总是习惯地在坝沿儿上散步，吹海风，其浪漫氛围，可比上海的外滩。

　　李鸿章非常清楚他最应该感谢谁。他说：“旅顺炮台营垒坚固可守，全赖保龄督饬之力。”溥仪的祖父醇亲王来旅顺口巡视之后，也附和着说：“海防布置合宜，保龄尤为得力”。就是说，袁保龄不只是建了一个大坞，修了一条坝沿儿，整个旅顺口的基地建设，都有他的功劳。只可惜，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袁保龄已经累死了，那是在大坞告竣之前，袁氏活活累死在旅顺口工程总办任上。

　　事实上，经李鸿章之手派任旅顺口的政府和军方大员，细数起来有许多位，北洋的人马几乎是李鸿章的私家班底，他把要职都给了自己的嫡系和亲信。建大坞，也算是一项土木工程，自然有油水可捞，所以，在李氏班底里就出了不少贪污腐败的昏官。最大的一个贪官，就是龚照玙，皇帝已下谕旨严惩，最后是二师兄李鸿章上奏请求，保了一条命。让旅顺口人感念的，就是这个袁保龄。

　　据记载，大坞建成之时，停泊在旅顺口的军舰已多达二十五艘。整个坞身，按照“镇远”和“济远”舰的大小制作。因为北洋的军舰都是从国外新近买回来的，暂时还用不着维修，所以最先入坞的是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制造的中国第一条铁壳军舰“平远”号。但是，到甲午战争爆发前，“镇远”号、“定远”号以及其他大小舰只，几乎都入坞检修过。

　　说到“远”字号北洋军舰，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甲午风云》。记得，在那场惨烈的黄海大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指挥全舰官兵一直冲锋在前，见弹尽药绝，而日舰吉野号趁机向致远舰凶猛地冲过来，他便亲自把舵，开足马力，迎头向日舰撞去。日舰吉野号急忙躲开，发射鱼雷将致远舰击沉，邓世昌和舰上二百五十名官兵一同落水。当时邓世昌身上环有救生圈，海军提督丁汝昌见他还活着，令人驰近营救，却被邓世昌断然地拒绝。因为海战开始时，他就对旁边的人说，如果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邓世昌虽然没有完成这最后一击，可他选择了与全舰官兵一起殉难。

　　在这场海战中，最可耻的一个人是方伯谦。他是济远舰管带。早在海战发生之前，济远与广丙两舰曾受命执行一次护送任务，返回的途中，与等在那一带海面的日舰相遇。双方交战一个多小时，广丙因受重伤退出战斗，济远虽中了弹，还能坚持作战，但是方伯谦见有十多人阵亡，就离开了指挥台，趴到底舱下，吓得面如纸灰。后见日舰吉野号快追上济远舰，方伯谦便上挂白旗，下挂日本海军旗，乞求投降。事后他怕朝廷降罪，竟谎称击毙了日本海军司令官以冒功。海战开始后，方伯谦见邓世昌已与致远舰同沉，先是令人悬挂“本舰已受重伤”信号旗，随后就转舵西驶，朝旅顺口方向奔逃。结果误入浅水处，撞坏了已搁浅的扬威舰的舵叶，扬威舰不久就被日舰击沉。方伯谦见状，仍然不管不顾地率舰逃回了旅顺口。这件事引起了海军官兵的众怒，当朝廷得知方伯谦曾先后两次临阵脱逃，不得不下令将他就地斩首，地点在大坞之西，时间是海战后一个天色未明的清晨。

　　我相信，凡是看过《甲午风云》的人，都会记住那场海战的一幕幕场面，而且会被它们深深地刺痛。当然，被刺痛的还有大坞，它熟悉每一只军舰，有的驶离大坞以后，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虽然回来了，却已是弹痕累累，遍体鳞伤。即使大坞想把它们修好，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日军很快就冲破了陆上防线，从背后包抄过来。那几只一息尚存的北洋军舰，也都退到了威海，旅顺口只留下这一座空坞。

　　列宁认为，近代城市应有三个特点，一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二是有两万以上人口，三是有街道、路灯、自来水等基础设施。1894年以前，旅顺口已经具备了后两点。在辽东半岛南部，它起码是最早露出近代城市端倪的地区。而这一切都和大坞有关。大坞就像一颗年轻的心脏，从它嘭嘭跳动的那天起，旅顺口便生长出许多以往从未有过的景象。

　　最明显的变化是城区面貌。北洋海军基地其实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所以，不但在军事设施上趋于欧洲化，城区建筑也弥漫着中西合璧的色彩。当年的旅顺口，曾留下许多全景或近景照片。从那些照片里可以看见，港口、大坞一带，以及市街上的建筑，大多是欧式的坡屋顶房子，房子上面竖有砖砌的欧式烟囱，远远看去，旅顺口就像欧洲的某个小镇。

　　因为是港口，所以它还有与港口相匹配的景象，这就是在欧洲小说和电影里常见的灯塔。旅顺口当年一下子就修起了两座灯塔，一座在老虎尾半岛，一座在老铁山。

　　所谓的旅顺口，就是老虎尾灯塔下面那一道狭长的海口。过去，也有人叫它“黄金山水道”。正因为有灯塔照耀，北洋海军的舰船可以在水道里进出自如。灯塔与舰船，在当年都是舶来品，有了它们，这个古老的港口，才真正地进入了近代史。

　　老铁山灯塔，坐落在老铁山西南隅的海边。据记载，整个灯塔工程由英国人承建，灯塔内部构件却是由法国人设计制造。那个巨大的灯罩，完全是用人工打磨的水晶制造而成，光源用的是煤油，转动部分则靠机械传动。它在1893年建成的时候，尚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在灯塔下面，我看见了几幢当年建造的房屋，那欧式的坡屋顶，木制的百叶窗，处处流露着西洋风情。我就想，如果那场战争打赢了，如果中国将洋务运动进行到底，或许早就强盛起来了。可惜历史不允许我随意假设，那场战争不可能打赢，洋务运动也不可能进行到底。19世纪的中国，失败是它无法逃避的宿命。

　　旅顺口的另一个亮点，就是龙引泉。它是一眼深井，在距市区不远的八里庄。据记载，大坞建成之时，旅顺口已有4万多军民人口。光是大坞就有6000名技术工人，他们中很少是本地的，多数来自天津的大沽船厂，带着早已学成的手艺，拉家带口地迁过来，聚居在船坞旁边的郭家甸。由于这里成了工人宿舍区，有人称这里是“小天津”。也有人这样说，旅顺口是近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之一。这话的确很有道理。

　　城里面住的人多了，就要解决生活吃水，何况军港和船坞也需要用水。于是，北洋海军当局决定，在八里庄附近凿深井，砌隧道，安装引水管线。这眼深井，这条管线，就成了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这是一脉清凉的甜水，当它从八里庄向市内汩汩流去，历史随之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的人们可能意识到了它所含水量的意义，接着就在井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龙引泉1888。

　　记得那天，看过了大坞放水，我就去了八里庄。因为水的滋养，八里庄这片树林已在这里生长了一个多世纪。我听说，龙引泉里的水，直到1979年9月22日才停止流淌。现在，水虽然不流了，但那一个个清朝末年的铁制水盖，仍还铺在管道所经之处。它的花纹却并不是中式，而是西洋的样子，大方而沉厚。只是这些铁制的水盖，如今已没有谁来掀动它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