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永善茶园改建的宏济大舞台。

大连话剧的先驱者陈德麟。

欧阳予倩在大连发表的关于戏剧改革的文章。

　　1916年，大连话剧运动真正兴起

　　新剧，又称文明戏，即我国早期的话剧。早在1910年至1911年期间，同盟会员、新剧名家刘艺舟曾率领剧团巡回演出途经大连，借机宣传革命思想，他是把新剧引进大连的第一人。

　　大连话剧运动的真正兴起是1916年，由陈德麟发起并组织的文明新剧社，拉开了大连话剧活动的序幕。

　　陈德麟，字非我，浙江慈溪人，青年时期于南洋群岛经营航务。清宣统年间，陈德麟由上海来连，任大连太古洋行经理，后兼任大连中国妇孺救济会会长。1920年，他与傅立鱼、王健堂等人发起组织并成立大连中华青年会，并任董事兼武术部长。中华青年会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有识人士在大连建立的第一个爱国进步团体和社会教育组织，该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于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启发大连人的爱国觉悟，增强民族意识，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陈德麟一贯热心公益事业，致力于青年会的各项工作，对艺术亦有研究，尤以新剧造诣颇深。文明新剧社的成员多系市内商绅和报馆、学校各界文化人士。剧社成立伊始，从上海邀请汪漫游等多名新剧活动家共同排演，先后为奉北郑家屯和天津水灾募款赈灾演出义务戏。

大连从来未有破天荒之新剧

　　1918年10月19日至21日，文明新剧社应永善茶园（今人民剧场）之邀公演义务戏三天。为筹备这次演出，剧社做了较周密的准备，先是从上海定制了新式五彩油画布景50余片。景片的绘制设计均仿早年春柳社的布景样式，后又从京、沪邀来新剧家数人来连会串。演出广告一俟登出，就被誉为“大连从来未有破天荒之新剧也”，一时间，“购票往观者甚为踊跃”。19日晚，永善茶园门前，车水马龙，人头涌动。“未曾开幕，楼池座客远均已告满”。次日的《泰东日报》对当晚的演出盛况作过这样的报道：“当晚演的开幕剧是《醉鬼捉奸》，观众为之捧腹。台上卧室等一切布景，视之与真实毫无差异。正剧为《青楼侠技》，共十余幕，布景新鲜别致，以为本埠人所未见。剧中情节离奇，悲欢离合，有卖艺者表演飞叉，周身旋舞，座客糜不惊奇道绝……”从中不难看出，类似《醉鬼捉奸》这类迎合小市民趣味的闹剧，和以武打等离奇情节招徕观客的《青楼侠妓》竟能受到观众如此赞赏，这说明当时大连的新剧还停留在世俗低级的水平，但由于这些戏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表现手法都已不同于旧戏了，且剧情又大都贴近现实生活，通俗易懂，舞台上又有如同生活中的各种景物，这种演出形式，对于一向观赏传统戏曲的大连观众来说，自然是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了。

　　1919年12月18日至21日，“大连中国慈善救济会”又邀请文明新剧社于永善茶园演出义务戏。这次演出的新剧有陈德麟排演的《湘江泪》、《猛回头》、《大闹宁国府》和《异母兄弟》等。《猛回头》原是春柳社编剧家陆竞若根据日本作家左藤红绿的《潮》译编的，是当年春柳社常演剧目之一。《异母兄弟》也是陆竞若编译的一出外国戏。《大闹宁国府》则是欧阳予倩于1914年编写的一出“红楼戏”。文明新剧社这一次的演出，无论是剧本内容还是舞台表演艺术，较之先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922年8月16日的《关东报》对文明新剧社几年来的戏剧活动有过这样的评述：“大连文明新剧社自开办以来，研精覃思，七载于滋，多次演出义务戏，颇蒙各界赞许。所排家庭社会时事新剧，举凡人间忠奸侠烈，礼义廉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绘景传情，无不毕肖。且特置五彩新色油画，舞台布景呈现出楼台旷野、林壑亭阁。花园、马路、洋房、山海水景、火车、轮船、厅堂内室、琴棋书画，以及各色电灯，五光十色，异样新奇，亦可谓别开生面……”大连文明新剧社几年来的活动，对于新剧的引进与传播，在大连话剧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1921年，大连中华青年会所属救济部、演剧部为赈济直鲁豫灾民募集捐款，4月14日至4月16日于永善茶园演出新剧《哀鸿泪》、《闺门法律》和《青天传》等戏。所演《哀鸿泪》一剧系欧阳予倩于1919年所编，剧情系描写国内军阀混战时期，灾民痛苦生活之情景。该剧仍为陈德麟所排演，参加演出者除青年会演剧部外，还有文明新剧社部分演员以及学术界李仲刚、徐寿山和报界李亚文等新剧界人士。关于《哀鸿泪》一剧的演出，《泰东日报》作过这样的报道：“《哀》剧系演灾民惨状，易子而食，折骸为薪，令人不忍目睹。座客有为之下泪者，有为之泣不可抑者，足见戏剧感化人也深矣！是时座客倾囊相助者指不胜数。”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新剧在群众中所产生的教化作用。1922年8月，中华青年会又邀请文明新剧社排演了《不如归》、《猛回头》和《三笑姻缘》等戏。《不如归》原是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同名小说，由早期春柳社马绛士改译，剧情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相似，也是一出揭露封建家庭扼杀男女青年爱情的悲剧。

新剧社的推动和影响

　　在文明新剧社的推动和影响下，1923年，新剧热心者贺乐天、石单主、顾笑侯、张醒吾等，于市内对马町（今中山区华昌街）又创立了一所新剧研究社，其宗旨宣称：挽正风俗，提倡公德，开通民智，普及教育。

　　时至1924年，新剧活动在一些学校中也逐渐开展起来。这一年的11月22日，沙河口区公学堂举行学艺会，赴会来宾和学生家长500余人。学艺会上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取材于教科书而编成的新事新剧《乐天足》，由高年级的几个女生分别扮演剧中角色。1926年2月，大连的一些青年学生利用寒假期间组成“地方改良新剧团”，以提倡改良地方风化为宗旨，到金州柳树屯（今大连湾）搭盖舞台，再次演出《乐天足》等文明新戏，深受乡民喜爱。《乐天足》在大连的演出，对于提倡天足，废除缠足的旧习陋俗颇有影响。

　　1925年2月，来大连演出的欧阳予倩先生，应大连中华青年会之邀，向大连戏剧界人士作了《中国戏剧改革之途径》的著名讲演，有力地促进了大连新剧与传统戏曲的改革与发展。

　　自1916年大连文明新剧社的成立到1926年的10年间，大连的新剧活动经历了一个由传入到逐渐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连新剧演出之剧本，大多是春柳社早期演出过的，多以揭露社会时弊和反对封建礼教，或宣扬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等为内容，艺术上也有可取之处。但也同内地一样，大连的新剧活动也有其消级的一面。如排演方法也沿袭了不重视剧本文学的“幕表制”，演员只有一个台词提纲，在台上可以临场即兴发挥，不严格遵守剧本和排演制度，艺术质量日渐低下，以致后来走向堕落的境地。

　　新剧在大连传播时期，也正是各种流派的戏曲名角经常会集大连，相互竞技的艺术繁盛时期，作为一个新兴剧种的文明戏，能在大连舞台上赢得一席之地。这对后来大连话剧事业的传承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