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插一桩故事。有一回吴宓应邀在燕京华文学校讲孔子，英语演讲稿经温德修改，听众是四十来个洋人，女人又占了大半。后来演讲稿发表在英文《北京导报》上，又被译为法文，登载于法文《北京政闻报》。这在吴宓，不得不算是一种新享受的国际荣誉了。更令吴宓欣幸欲狂的是，法文报还刊登康有为、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的小照，吴宓的竟也紧随其后，还“作序文合评之”。是吴宓和万众仰视的宗伯并驾齐驱也！

　　这就无怪乎四年后要有这样的一景一情。吴宓在法兰西游玩，别人赠他一册胡适著作的法译本，害得吴宓别别扭扭，不知是吃醋还是饮恨：“盖人之视我与胡适辈悬殊，世固莫予注意也。”如果没有上文，我们真觉得吴宓牢骚发得假大空呢。吴宓实在不自掂量掂量自家的斤两，不爱以溺自质。在课堂上，他讲法国文学，做“文学比较”：“以胡适比七星社，鲁迅比拉伯雷，而自比蒙田。”

　　拟于其伦、恰如其分的比较当然有，那来自吴宓一见移情的金问兰女士：“金谓社会中人皆注意宓，虽其注意之性质与胡适不同。”吴宓当时正陶醉于金的性感，遗憾于无法摆脱古训“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拘束，还没工夫辨别“性质不同”的滋味。不过，流芳和遗臭，从“不朽”的立场上看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也是在法国，吴宓正当疯狂爱上一个美国妞之时，偶然瞥见“《大公报》万号特刊”上胡适一篇杂感《后生可畏》。胡文泛泛批评《大公报》不用白话，吴宓顿感祸事了：“而报中张季鸾撰文已用白话，且约胡之友撰特篇，于以见《大公报》又将为胡辈所夺。恐《大公报》中人不满于宓，而《文副》将不成宓之所主持矣。”并“国家家国”地联想：“念及中国人之愚妄，破坏本国文明，并吾侪主张之难行，不胜闷损”，竟“久不成寐”（1931年6月12日）。

　　千里姻缘一线牵，在姚从吾的婚礼上，胡适证婚，顾颉刚和吴宓为介绍人。女方是谁，是吴宓的恋爱对象陈绚（宜珍）也！前几月因此缘分，吴宓还跟胡适的老婆儿子在全聚德大吃大喝。可是，几个月后，陈绚在宴会上对宓“殊落寞而沉默，未嫁时力求亲近之情形不留余影矣”。又过一个月，吴宓居然记不住自己是媒婆，数落道：“陈绚则嫁与胡适部下之姚君，虽未请宓宴于其家，其必恒与胡适夫妇及毛子水周旋无疑也。”而两年后吴宓几乎跟这毛子水形影不离了。

　　清华当局在校庆日请胡适捧场，“演讲考证学之来源”。你觉得吴宓会作么反应？“使宓列坐恭听，宓尤不耐，乃决入城避之”，自各逛公园去了，“心神翻觉爽快”（1937年4月24日）。褊浅若是，没有幽默的读者也会发笑。

　　战后胡适做了北京大学校长，“统辖北京诸大学”，吴宓大感不妙，“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居矣”。吴宓哀叹道：“今胡适等愈登盛显，而吾侪乃益消沉沦落。二十五年以来，此两派之盛衰适成反比例。而中国之文教学德乃全澌灭毁弃而无人能道及或追惜者矣。岂不痛哉！”（1945年9月25日）几十天后，吴宓编了“可见宓之志”的小说回目，读来叫人喷饭：“梅迪生艰逝播州城，胡适之荣长北大校”，“吴雨僧情道齐亏损，冯友兰名利两双收”。

　　结习未能除，孔孟是非犹入梦，吴宓也将论敌拉入梦里，“梦在北平文会中与胡适等辩论”（1946年10月22日）。

　　1948年10月3日，胡适、李济到武汉大学讲学来了。吴宓老成多了，也许仗着主武汉大学外文系之本钱，他不像从前躲避传染病样逃之夭夭。翌日，“赴校约，随众在会议厅款待胡适、李济，陪宴酬酢，饮酒甚多。胡、李对宓交际欢洽。胡与宓叙年庚，又谈关于《石头记》之新发现：一为震钧之弟之诗文集已全出，二为戚蓼生之身世已大白云云。在系中略息。下午二时半至五时在大礼堂陪聆胡适李济二君演讲。李讲《青铜时代之殷文化》，胡讲《两个世界两种文化》。胡讲指民主国家与共产之苏联。听众拥塞。省主席张笃伦亦在座。”老胡真善外交，寻找出共同语言，使吴宓“欢洽”得似乎把数十年的国难家耻一笔勾销了。再一日：“晨赴校，闻学生请胡李二君演讲，早课恐亦不上，兼又足痛，乃半途而归。”吴宓乐得逍遥一天，用不着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