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新文学”的由头

　　在自编的年谱里，吴宓给我们讲述了反“新文学”的由头。原来，梅光迪是胡适的同学好友，就因“新文学”和胡抓破了脸，“驳斥胡适无遗”，并“正在招兵买马，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胡适由美返国之日，正吴宓来美之时。在哈佛大学，吴宓和“同学老前辈”梅光迪一见如故，“屡作竟日谈”：“梅君慷慨流涕，极言胡适等之可恨。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梅光迪还把老师白璧德介绍给吴宓，也成了吴宓的学业导师和精神偶像。

　　进京不久，为了生意，吴宓巧遇“胡适派新月派”主帅：“至新月社，并见胡适、徐志摩”，还和他们举杯共饮（1925年2月7日）。吴宓酒足饭饱，二话没有。

　　两个月后，吴宓在一个历史学会上宣读“今日中国的文学与文化问题”，“胡适等在，有所辩白”。不知“辩白”有如当年激烈否。又三个月后，多嘴的朋友转话说胡适曾在宴席间嘲笑吴宓，见讥者顿感大祸临头。

　　1925年11月24日吴宓记道：“觉连日奔走校长事殊无谓。此席终恐为余日章所得，我等劳碌何益？即梁启超就职，且招胡适来，是逼宓走！张歆海任校长其不利于宓尚未至此也！”瞧，这与他十二年后的“王退陈升对宓个人尚无大害，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真是一张口不说二家话！用大批判语讲：“何其相似乃尔”，吴宓疾钱之心迹“蓄谋已久”，“昭然若揭”！

　　小心眼吴宓

　　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不得人心。1926年1月22日吴宓获得情报，知悉研究院学生“议决向宓提出严重之警告书”，感慨不已：“宓对于清华之办研究院实不能不谓失望，而今之所谓专治国学、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问盖过于新文化之党徒也！”不大会儿，研究院学生吴其昌持最后通牒，逼迫正式上任几个月的主任吴宓下野，吴宓知趣得很，马上辞职，再也没进研究院大门。吴宓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运动”，其中写道：“或谓彼辈之意，拟迎胡适为研究院主任，以便与校中接洽要求较为得力，而在外间名望较大，为毕业荐事求职亦较优势云。”吴宓之反胡非胡，原本大公无私，经这么一闹腾，旧公仇无形中添了新私恨。这不，陈源凌叔华请吴宓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因“胡适在座，多所不便”，吴宓就打憷去。

　　1926年9月6日，吴宓暂时代理王文显做主任，因学校当局早有“聘陈源为本系教授”之意，所以他主持系会议，乐得顺水推舟，“当场由众通过”。吴宓嘀咕道：“至于陈源为胡适之党，他日将不利于宓与否，今不能知。即使宓被倾轧以去，亦可见得吾党存心大公，彼辈严持门户，是吾党道德上之胜利。”自己安抚自己，精神战胜。好在陈源并不来。

　　两年后，吴宓跟赞同《学衡》的张季鸾合作，另开辟了一块抗胡根据地，在《大公报》上编一周刊《文学副刊》。编着编着，吴宓一时发懵，将《胡适评注词选》一文字号做大了，干完却又忘了，以为是《大公报》里的人干的，“欲借名流以自重”，异常愧愤，立刻“牵引大题目”：“以宓之辛苦劳瘁，而所经营之《文学副刊》乃献媚于胡适氏，宁不为识者齿冷？”后来知是自家“一时荒唐”。

　　当然，吴宓也颇有外交老手的“富于弹性的坚定”那种味道。为了纪念他崇拜的“新月派”英雄徐志摩，吴宓自己也辛劳地把头条位置让给“新月派”老板胡适的白话诗。我们看不出来吴宓何以会对徐志摩另眼相看，甚至还批点了徐的情书集《爱眉小札》，并作为他教书的参考书、学生的必读书。又特意让人买《志摩日记》。除了离婚、浪漫，两人大概再没什么投合处。《徐志摩与雪莱》一五一十话他与徐志摩的因缘。少年时在美国，他“和徐志摩认识”，回国后俩人会见次数不多。“志摩遇难时我立刻请叶公超君撰一哀悼文，题为《志摩的风趣》刊出……十二月十四日的《文学副刊》算是追悼这位诗人。胡适君的《狮子》一诗是徵求来的。但是笔战从此开始了。”

　　球惊杖奋合且离。“白话文学”成功十年后的一天，温源宁在酒楼大摆宴席，客人是胡适、周作人、杨丙辰等，还有吴宓，首座当然得请胡适居。席间胡大师还跟吴教授搭腔，要买一套骂“胡适派”的“天下中国之公器”的《学衡》杂志，开出地址，请吴宓邮寄给他，还请吴宓参与编译一套英国文学名著。看，这才是堂堂大学者的风度，哪像小心眼吴宓想的那样专排异己来着！三小时后，吴宓夜里回家，除了记事外，只对胡适发一句感慨：“议论风生，足见其素讲应酬交际之道”，没再说什么。吴宓果然听话，不久将六十册《学衡》分五包寄给胡适，开出价单，往胡适要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