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正值“百团大战”之后，反“扫荡”的零星战斗仍接连不断，部队伤病员较多，同时生活条件恶劣，指战员长期严重缺乏营养，又有伤病，当时日本鬼子又对我军长期进行全面封锁，对药的控制尤其严格。虽然我们有时通过地下党组织在敌战区可以设法购得一些药物，但又由于财力不足，无法大量购入，缺药情况仍难以缓解，致使当时在后方给伤病员开一点阿斯匹林都须政委批准，最困难时，连最普通的红药水、碘酒、凡士林、纱布和绷带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6月22日到旅检查工作的一二○师卫生部戴正华政委和旅卫生部董家龙部长，在晋西北临县堡子峪大庙里，给我第一休养所全体同志作了国际国内斗争形势报告，其中特别讲了我军药品短缺，影响对敌斗争的严峻形势，号召全体同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采药制药，救死扶伤，支援前线，赢得胜利。这次动员之后，一所指导员修成章等负责同志迅速作出了安排，一部分身体较强的同志，进入深山老林采药；一些老小体弱的同志，赴陕西葭县螅蜊峪李家坪旅卫生部参加护士培训队学习。

　　我第一次去背药，正赶上采药的同志收工回来。他们将草药倒在院内，分类平摊开来晾晒，方方整整的有几十片。晚饭后，这些同志疲惫的身躯还没得到充分的休息，就在院子墙根点起了一堆篝火，开始分头烧烤一些先前晾干的草药的须毛。

　　又过了些天，我们开始第二次运药。每次从陕北出发，我们都背着为山西采药的部队换粮食用的盐和枣。与上次相同，到达时，我们又赶上采药的同志归来。所不同的是这次见到同志们的衣着完全变了样，一个个破衣烂衫，补不胜补，如果不是他们的举动庄重、严正，我们真会把他们当作一群讨饭人。据说他们现在穿的已是部队为解决特殊情况为他们增发的服装了。

　　最后一次被运的药里多了一个新品种，名叫党参。启程前一所指导员修成章特别嘱咐要在路上保护好这批药，因这种药常可代替人参使用，对伤病员的身体恢复有特别作用。这种药在我军活动地区域内从未发现，听老乡说唯独日军控制的一条公路两旁才有。他还说他们是经过几次探查，安排人放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快速抢挖来的，实在不易。为此，在背药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异乎寻常地警觉。

　　草药运到陕北后，制药的工作是由旅卫生部负责，具体决定配方和工艺操作是由河北安国县（药都）参军来的懂药的同志如田师傅、赵书全和司药长刘振元、司药尤纪芳等同志负责操作。后来我们又用多余的草药到别处换取我们缺少的草药，甚至西药，另外我们还架起大锅，点燃大火，蒸粗布以代替纱布和绷带，熬食盐以代替消毒药水，炼猪油以代替凡士林等等。尤其晚上作业，灶内燃料发生噼噼啪啪炸裂声响，火光映照着“制药厂”的夜空，可谓有声有色，充满活力。为此部队大大提高了伤病员的治愈率，加快了伤病员的康复速度，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