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当年的准考证。

下图：被作者完好保存的信封。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怀着多年的企盼报考了自己向往的大学。那一年，我有幸接到沈阳音乐学院民族乐器二胡专业的准考证，激动的我彻夜难眠。准考证上清晰地印着：沈阳音乐学院1977年招生，编号为2705,鲜红的钢印盖在我的3.3厘米照片上。钢印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沈阳音乐学院”，下部分是“教育革命组”，中间双横线突出五角星标志。

　　信内“招生注意”事项中说明，报考声乐专业的考生已经超过3000人，报考民族乐器专业的考生也已经超过2000人。考试地点是在劳动公园荷花池西侧的少年宫大厅里。当时已近冬季，天气寒冷，等待考试的考生都有序地站在走廊两侧。

　　8岁时，父亲的朋友介绍我跟大连歌舞团一位老师学习二胡演奏。“文革”伊始，文艺团体整天忙着为工农兵演出，我常常跟着老师台前台后地跑，抽空跟着老师学习演奏技巧。一年后，我进入小学宣传队，在老师的严厉指点下，我的二胡演奏水平提高很快，并成为学校宣传队的独奏演员。那时二胡的做工都较粗糙，质地也不似现在的紫檀、红木等，所以，能得到一把心仪已久的好琴绝非易事。记得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一个在大连商场卖乐器的邻居匆匆来到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商场进了四把南京民族乐器厂制造的二胡，机会难得。我当时欢天喜地，可一问价钱就傻了眼：120元！天啊，我父亲那时的工资才三十来块钱，这120块钱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急的是已经有3把被专业团体买走了。那位邻居说，再迟不能迟到晚上。我母亲寻思了一会儿，然后肯定地对我父亲说：“买吧。”母亲领着我借了一些钱，终于将琴抱了回来。琴是用上等乌木和大纹蟒皮制作而成的，经过调试，音色优美的琴声轻快地从琴弓中流淌出来，也流进了我的心间。

　　这把琴伴随着我上小学、中学，后来考入大连市“红代会”，下乡，回城，上大学，留学……光阴如梭，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当时的新琴已变成乌黑发亮的老琴。抚摩着这把老琴，我常回忆起童年学琴时的快乐情景。它曾伴随着我走过酸甜苦辣、跌宕起伏的日子，磨炼了我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而1977年的准考证，也成为我最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