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一飞冲天》

李秀生《螺旋》

吴宾《挑夫》

李元奇《温故而知新》

张友林《朝鲜战场———金城反击战》

赵大鹏《集市》

　　1839年8月19日，在法国科学院和美术院联席会议上，由当时的国会议员、著名天文家阿拉哥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并公开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法。如果从这一天算起，摄影的历史也只有160多年。

　　摄影传入中国应该是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或咸丰年间（1851年至1861年）。在大连最早有摄影活动的记载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910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摄影社团，举办的摄影活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大连解放。这段时间，大连的摄影活动具有典型的殖民色彩。1946年到1959年成立中国摄影学会辽宁分会大连会员小组应该是大连摄影事业发展的开始。

　　也许是因为大连的港口有着外连世界的特殊功能，因此，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民历来不缺少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对于摄影这样的洋玩艺儿会有众多的追崇之人是情理之中的事。

　　摄影在大连应该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由于1946年至1979年这段时间可查史料甚少，因此，现在讲大连摄影往往会有很大的缺失和不完整性。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客观地说，大连摄影在中国摄影史上是有着显赫地位的，这个地位的取得和确立是几代摄影人经过不懈努力得来的。早在1953年，张友林就出生入死在朝鲜战场，他拍摄的《战地救护》等3幅作品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摄影艺术展览，并获得三等奖；到了1979年，魏秀金创作的《在苹果园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第四届“亚洲妇女”摄影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个奖项是中国摄影与世界摄影组织隔绝几十年后获得的首个重要国际奖项，其得到的重视和引起的轰动是巨大的，魏秀金本人也受到了城市英雄般的高规格礼遇；1983年，赵大鹏的《集市》又在卢森堡国际俱乐部摄影展览中获得金奖，李秀生的《螺旋》在联合国工业发展摄影展览中获“和平奖”，张凯顺的《苗岭风歌》在15届国际摄影展览（罗马尼亚）中获得金奖，尚共社的《架线》获荣誉奖……这一连串重要奖项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中国摄影界无疑是惊雷一声，大连的摄影创作被当作一种现象而引起中国摄影界的高度关注，当时大连的市长和市民提起摄影所流露出来的自豪与兴奋是那样的坦然和自然。我们有理由把这一时期的大连摄影称之为第一个辉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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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艺术类别的产生与发展都不是以孤立和单一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而往往是在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完成对独自体系的建立。摄影同样不悖此理。大连摄影之所以像是踩上风火轮一样红遍全国，而且一红就是几十年，这最终得益于稳定有效的组织保证。从1959年成立的会员小组到1980年成立的旅大市摄影工作者协会，再到1988年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协会正式更名为大连市摄影家协会至今，步是由小到大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也由开始时的六七个人发展到现在会员400多人，其中省级会员150多人，国家级会员80多人。协会的成立与发展对推动大连的摄影创作、理论研讨、学术交流、促进出作品、出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早在协会成立伊始，王勃然、吴滨、王建勋等老一辈摄影家就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摄影技艺，探讨摄影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进入上世纪80年代，协会建设已经相当完善，在大连市文联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学术交流、举办影展和比赛，针对不同时期有关摄影理论问题组织专门研讨，并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连讲学，提高大连摄影家的理论、创作水平。这期间就有马来西亚摄影家黄杰夫、美国摄影家劳伦·斯来利·华敦、日本摄影家城崎金辉、前田健郎和中国摄影家仓石、盛继润、尚进、朱宪民、陈长芬、解海龙、邓维等一大批国内外专家来连进行交流。同时，协会还成功举办了六届大连市摄影理论研讨会，同省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了摄影创作学习班，同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了第三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同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了第十六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等大型活动……这些交流、理论研讨和各种影展对提升大连摄影家的创作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协会还通过举办影展、专题影赛、个人影展的方式调动会员们的创作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协会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摄影新人，从1985年开始推出大连市首届摄影新秀作品展览，到目前共推出5届、44位摄影新人，时间跨越了20年。这项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有选择地发现和培养有艺术潜质的中青年摄影人才，为他们搭建一个展示平台，关注和支持他们今后的创作活动，使其迅速成长为大连摄影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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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近半个世纪的大连摄影，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无论是哪个年代的摄影家，都能自觉地将镜头对准社会发展的波峰浪谷，都会在光与影的变幻中用摄影独特的语意描述时代的精彩华章。这也似乎是顺应了“笔墨当随时代”这一中国式文化艺术人士所坚守的基本操行。记得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影展是分类分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影展中把工业摄影、农业摄影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加以重视的。魏秀金的《在苹果园里》便是那一时期产生的代表作品。为了完成这幅作品的创作，当年尚很年轻的魏秀金几次去复县得利寺采访，翻山越岭去寻找最合适的拍摄角度，煞费苦心地去寻找那硕果累累的丰收场景，最终在当地农民的全力配合下，完成了这幅对她个人来说是艺术上的巅峰之作。李秀生则立足船厂，用他勤奋、勇于探索和鲜活灵动的艺术思想，使他的工业摄影在中国摄影史上留下了里程碑式的精彩一笔。李秀生工作在大连造船厂，他的本职是用摄影为工厂生产科研服务，这个浑身闪动着艺术细胞的庄河汉子怎能受此束缚？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拍摄时机，动用了他当时所有可动用和支配的摄影手段，愣是把大船拍得如同太空神剑，把螺旋桨拍得金光耀眼，把海上钻井平台拍得腾云驾雾，他用镜头的变形，用暗房的各种虚实叠加特技，用各种光影的神奇变化，把那些本无生命的钢铁赋予了艺术的元素，把那些本无更多描述的简单事物伸展成一篇如歌、如诗的美丽诗篇。

　　假如把魏秀金、李秀生的工业、农业摄影作为一个标志立在那里，那么在其他类别和领域内，大连的摄影家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佳作连连。1984年，尚共社的《渴求》、《架线》等作品在第13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获得一块银牌和三块铜牌，成为迄今为止个人在一届全国专业大展中获奖最多的摄影家；1986年，吕同举的《船台序曲》在第14届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获金牌奖，实现了大连摄影在全国摄影艺术作品展览中金牌零的突破；1989年，李元奇的《温故而知新》、《破私立公》等10幅精美绝伦的黑白摄影艺术作品荣获首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这又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1992年郑永琦的《晚春》、《九十九分是汗水》等10幅超凡新颖的人物摄影艺术作品荣获第二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再一次延续了大连摄影在全国的辉煌；1997年，马连胜的《六十正在浪头上》、《用泪水谱写的爱》等10幅生动传神的都市风情摄影艺术作品荣获第三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继续上演着大连摄影精彩的获奖乐章；1999年，姜振庆的《海苍茫》、《留下黄海，留下渤海》等10幅带着海水苦涩、倾注了对自然与生态环境无限感慨的摄影艺术作品荣获第四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提名奖，这无疑又给姹紫嫣红的大连摄影再次锦上添花；2002年，边缘的《天籁惊魂》、《一飞冲天》等10幅格调高雅、如诗如画的飞禽艺术作品荣获第五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再一次把大连摄影对获奖的渴望变为现实；2004年，姜振庆的《关东父老》、《石匠》等10幅写实凝重、大气如虹的关东影像摄影艺术作品荣获第六届中国摄影艺术最高奖———金像奖，把大连摄影的风头提升到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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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些为中国摄影艺术事业发展作出贡献、为自己生息的城市赢得巨大荣誉的摄影艺术家，我们用什么赞美之词都不过分，因为他们为了艺术放弃了很多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闲适，拒绝了物欲和时尚，忍受着无尽的孤独与寂寞，承载着“正气”、“凝重”、“脊梁”的艺术重负，苦行僧般地在艺术的崎岖山路上探索前行，最终为我们大连摄影开出一片灿烂的新天地。

　　当回望大连60年摄影历史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取得成绩的艺术家们，不正是各个时期大连摄影舞台上的领舞者吗？正是他们精彩的表演，才使得大连摄影的群体形象是那样的鲜明与丰满。

　　60年，从人生的角度讲已不算太短，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又仅仅是一个瞬间，人左右不了时间永不停歇的流淌。愿大连摄影舞台上正在表演或正在准备表演的艺术家们，抖起精神，抓紧修炼，为在这个艺术舞台上的精彩亮相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