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作者 一家人摄于北海公园。

　　深夜闯宅父子被捕

　　1923年，我生于海城北甘泉乡双台村。儿时受父亲———著名爱国诗人王荫南（一叶）的影响，喜诵唐诗。1932年，我随父流亡北平。家乡沦陷，生灵涂炭，我少年的心灵中便种下了国恨家仇的种子。念初中时，我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

　　1944年，我家住在北平鼓楼前辛胡同29号一栋平房里。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家门突然被破，一伙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地闯进来，不由分说，就把我和父亲五花大绑捆了起来，押到煤渣胡同日本宪兵一四二○部队牢房。原来，我参加的并受到父亲掩护的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不慎被日寇特务查知。

　　敌人对我父子进行了多次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见我坚不吐实，便向父亲施加压力，逼令其供出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情况。一次隔室审讯中，我听到父亲义正词严地痛斥和申辩：“你们日本人讲爱国，中国青年同样也知爱国。你们借反共之名行侵略之实，抗日爱国是你们日本的侵略所逼的，对共产党你们奈何不得。孩子是否参加其活动，我不知道，即使参加，我也管不了。中国青年为了爱国，就只好不走向重庆，走向延安……”敌人暴跳如雷。此后听说他不断遭受敌人的残酷折磨。

　　两个月后的一天，日寇以向牢房释放毒瓦斯消灭虱子为名，竟在寒冷天气中将数十名难友剥光衣服，赤身裸体赶至一处空房。我顾不得寒冷，急切地寻找着。父亲！那是他吗？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只见他头发、胡子老长，人憔悴不堪，瑟缩而行。我心酸极了，乘机靠近他的身后问候他。他反而鼓励和安慰我：“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不久我们就可以出去了，我还能挺得住……”话未说完，被鬼子发现，迎头就是一阵鞭棍把我与父亲打开。

　　日军军牢苦苦煎熬

　　1944年3月末，我们被押解到东北城角炮局胡同的日本军事监狱（陆军监狱旧址）。

　　两个月后，我们又被押送到“北京第一监狱外寄犯人收容所”。这里是由日本华北军部掌握的专门代管关押其移送的政治犯的特殊监狱。这里关押着数百名难友，绝大多数是爱国抗日的“政治犯”，有国共两党的地下工作者，有“扫荡”中俘获的八路军和国民党人，也有爱国的大、中学校师生和机关职员。这些人是老难友，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的热情相助使我们如遇亲人，不仅增强了狱中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也学到了宝贵经验。

　　3个月后，我们便每月可给家中写一张明信片了，家属每月也可来探监一次，每周有两天可送进食品。这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谁有亲人来，大家都祝贺羡慕。家人在难友帮助下，把铅笔芯和针藏在馒头饺子里，把软绵纸缝在饭袋口的褶缝里传递进来。这样，外面的形势战局变化我们都能有所了解，有的难友还争取了看守带进了报纸。

　　每日早饭后有十几分钟放风时间，同监人排队遛圈时常点头示意甚至设法交谈一两句，偶有经过检查而送进来的书成了大伙的宝贝。

　　日本投降斗争出狱

　　1945年8月15日那天早上，我正挑着桶送菜汤，被缝衣房的岳凯同志在窗口叫住。他高兴地告诉我：“日本投降了，快去告诉难友们！”我大喜过望，不敢相信，追问：“消息可靠吗？”他说：“重庆、延安的电台都已广播了。”我挑着菜桶急急奔着，气喘吁吁地把消息告诉了可靠的难友。到了晚上，整个监狱都沸腾了，歌声此起彼伏。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值班看守也主动打开监房门，任我们自由交谈。我们紧紧拥抱，鼓掌跳跃，任泪水洒落黑牢。一些激动的难友，竟自己砸开了脚镣……

　　国共两党难友代表立即组成同难会，为避免无谓牺牲，要求大家保持冷静，听从指挥。此时，北平许多爱国群众团体、民主人士纷纷慰问探监。

　　我在狱中和出狱后多方打听，终不见慈父音讯。后组织上查清，我父在1944年10月被秘密押上卡车，从此无下落。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斯时即遭秘密杀害。当年他自知日人对他的大量公开发表抗日诗文已恨之入骨，料不能生还。狱中无纸笔，便嘱难友熟记四首绝命诗。同牢难友王泽民律师获释传诗，其一为：“霜晨短影易消磨，地狱逢君且高歌。莫作楚囚相对泣，天兵指日荡妖魔。”

　　后来，父亲的事迹被写进县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以极大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奉调在九三学社工作多年。后来虽被错判右派20多年下乡劳动，仍一心向党矢志不渝。后来，在父亲曾经教过书的地方大连，我出版了父亲遗著《一叶文存》。81岁那年，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可谓：甘苦十年酬夙愿，锦书一卷慰英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