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在自己的书房中。

　　从本周六开始的第五届大连图书博览会期间，阎崇年先生将把讲坛搬到大连，与我市清史爱好者来一次“亲密接触”。前天上午，记者专程到了位于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阎崇年的家中，与阎崇年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正说”“戏说”都需要

　　记者（以下简称“记”）：《清十二帝疑案》创下央视10频道收视率历史之最，根据书稿整理出来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非常畅销，您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阎崇年（以下简称“阎”）：出版社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方面的图书来说，《正说清朝十二帝》是创了纪录的，出版社和我本人都没想到能卖这么好。我原来的书一般不超过3000册。出版社认为该书畅销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讲过，知道的人比较多；二是书本身的品位比较高，读者之间的口头宣传也很重要。

　　但我觉得这本书的畅销首先应该归功于社会需求，人们渴望了解清史渴望了一百年，准确地说，从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时就开始了。前50年正好到解放，整个史学界基本的调子是“反满、排满、仇满、抑满”，对清朝皇帝、清宫的历史没有公正的评价，一说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残酷负面的，或者后来溥仪伪满洲国的卖国史，对清朝历史缺乏公正的评价。1949年以后至今，又是50年。前25年本可以有公正的评价，因为1949年那场革命，革的是国民党政权的命，没有革清朝的命，但是，却由于不能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特殊文化氛围，清史学界又错过了一次机会。“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应该“正说”了，但这时候从港台刮来一股“戏说”历史风，内地的小说、影视也一哄而上，“戏说”成风。可以说，这20年“戏说”铺天盖地，从努尔哈赤到宣统都在“戏说”。所以我说“正说”清史是一百年的需要，是几代人的需要。所以《清十二帝疑案》的观众既有几岁的孩子，也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观众面非常广。

　　记：出版时为什么改名为《正说清朝十二帝》，是不是想把它与“戏说”区分开来？您书中的每句话都经过考证吗？

　　阎：《百家讲坛》定名为《清十二帝疑案》主要是为了吸引观众，“疑案”可能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兴趣。我和电视台沟通过，觉得题目太窄，讲清帝不能光讲疑案，比如康熙在位61年，光讲几个疑案不行，还得讲康熙的贡献、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等等。但题目已经通过网上发布出去了，所以也不好改动了。后来我们达成一个默契，既讲疑案也讲重大历史事件。

　　中华书局出书的时候，他们提出来叫《正说清朝十二帝》，目的就是要针对“戏说”，我本人也比较赞同，书名也就这么定了下来。书中的每句话都是有来源的，也都进行考证过，如果是传说，我就在书中写明。历史学是实证学，有几分材料说几句话，没有材料就不敢说。

　　记：在《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之后，又出版了《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清朝十二臣》等18种跟风“正说”书，您对这些书有什么评价？是否担心这种跟风会砸了您“正说”的招牌？

　　阎：我觉得没关系，我相信读者的鉴赏力。按中国人目前的消费能力，花29.8元买一本书还是要掂量掂量的，有一次我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一位读者翻了《正说清朝十二帝》好半天，才去交钱买书。由此看来，读者也并非看到“正说”两个字就肯掏腰包。

　　记：有人认为，历史小说虽然“戏说”了历史，但有助于普及历史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广大读者对历史的兴趣，您对此有何看法？

　　阎：客观来说，“正说”和“戏说”都是需要的，我觉得两个方面都需要。但要给读者说明，它们分属于两个范畴，一个是历史范畴，一个是文学范畴。文学是创作，故事可以编，人物可以塑造，可以把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历史不行，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需要实录。历史不可能像文艺作品那样热闹，文艺作品也不可能像历史那样真实。

　　美国的电影《巴顿将军》和俄罗斯的电影《彼得大帝》，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物和历史，真正的历史比文学创作还要生动。我觉得我们的影视可以拍“戏说”，但也应该拍一些类似于《巴顿将军》和《彼得大帝》这样的“正说”，当然这个路子比较艰难，要求导演、编导大量地掌握历史材料，还需要很高的艺术表现手段。

　　这一年连感冒都不敢得

　　记：在您之前《百家讲坛》都是一人一讲，您为什么能够“独霸”讲坛一年多？

　　阎：开始定的是让我讲努尔哈赤。电视台要求要有一定的趣味性，但我觉得光有趣味性还不行，他开创了一个王朝，还应该讲他的贡献。只讲几个故事观众听着可能比较高兴，但学术界、文化界可能不高兴，他们觉得你讲偏了。最后我跟制片人达成协议，讲几个故事，也给努尔哈赤一个总的评价。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讲的，讲了一个小时，后来电视台剪辑成45分钟的讲座。

　　讲座播出后反响很好，电视台想让我一个人来讲“十二帝”，我说那不行，全国研究清史的专家很多，我一个人讲不合适。后来就折衷了一下，让我再讲皇太极，我考虑到自己以前写过《清朝通史·太宗朝》，估计讲45分钟问题不大，也就同意了。后来他们又让我讲顺治、康熙、雍正等人，顺治讲了两个小时，做了两集，康熙做了两集，雍正讲了三个小时，电视台主张分三集播出，我不同意，康熙在位61年才两集，雍正在位13年分三集不合适。这时候《百家讲坛》就创了央视10频道收视率的最高纪录。中央电视台就决定让我接着讲下去。讲完宣统之后，观众要求再讲。我就把清史上关系比较大的事件串起来，又讲了四讲。后来又进行了四讲答疑。总共加起来38讲，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记：每次讲座您大概要写多少字的讲稿？每篇讲稿大概要写多长时间？周周如此您有压力吗？

　　阎：每讲要写2万字的讲稿，每天写5000字，从周一到周四，每天早上4时多到7时、8时到12时、下午和晚上，一共四个单元。四天就是2万字。到了周五开始串稿子，晚上给家人讲，有他们没明白的需要调整说明，有觉得啰唆的需要删掉；他们觉得重点在哪里、需要加强的和哪里思路比较乱，都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来。然后周六用一天的时间进行修改，晚上到楼下遛弯儿把第二天要如何讲的内容和方式都过一遍脑子，周日就到电视台开讲。周一又开始下一轮的准备，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一年里，我连感冒都不敢得，感冒后昏昏沉沉的，说话会颠三倒四；也不敢出差，不敢开会，所有的时间都是一环扣一环，不能落空。

　　记：电视观众的构成非常复杂，您是如何做到雅俗共赏？为了赢得更多的观众和读者，您是否有意“降低”过讲稿的难度？

　　阎：史学研究有五个功能，一、传承功能：是全民传承，不是专家传承；二、文化功能：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了解，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三、社会功能：社会需要了解历史了解过去；四、资治功能：就像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给国家干部了解的，这有利于他们的行政为官；五、学术功能：就是给同行看的，以推动史学不断向前进。学术专著是专门给学术圈的人看的，我有的论文就是三五个学术圈人看的，人虽然少，但有推动学术前进的责任，也有传承历史文化的义务。当时我考虑讲稿要具备这五方面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不同职业、年龄、经历的观众的需要，从实际效果来看，这样做还是比较合适的。

　　半路出家研究清史

　　记：据说您刚参加工作时并不是搞清史研究的，您是如何走上清史研究之路的？

　　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历史的时候，当时教课的老师先秦史讲得非常生动，我便对先秦史发生了兴趣。毕业后我大量阅读十三经、诸子百家之类的书，搞了两三年之后，我写了一篇关于先秦史的论文，拿给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杨向奎先生看，不久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改攻清史。他说了几个理由，一是当时的风气讲究“厚今薄古”，先秦不是“古”吗，清代不是“今”吗；二是明清两代的档案和图书资料主要都集中在北京，资源比较丰富，研究起来前者显然更方便；三是北京有地上文物，比如故宫、颐和园等等；四是清史是块处女地，随便开垦一块都能出成果。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思考了一个月后，决定转攻清史，到现在坚持了42年。最初我研究的只是康熙朝历史，但后来好多事情弄不明白，比如八旗制度的演变、土地问题等等，而且明、清以及当时朝鲜记载的资料常常有搞不清楚的地方。后来读了《明实录》、《清实录》和《李朝实录》，把从明朝初年到努尔哈赤那一段的历史都弄明白了，心里才有了底。然后我就写了《努尔哈赤传》、《清朝皇帝列传》，这两本书算是《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雏形。

　　记：您是北京满学会会长，满学会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阎：满学研究所是1991年在北京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的，是全世界第一个专业的满学研究所。中国的满学研究者有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大部分都不懂满文，而国外的学者都懂满文。我成立满文研究所，就是想把满文研究与清史研究结合起来。1993年又成立了北京满学会，目的是为了吸收更多的满文研究爱好者。

　　影印《四库全书》功德无量

　　记：今年出版界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您如何看待《四库全书》的价值？

　　阎：《四库全书》对后世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当时的书很多是手本、稿本、孤本，乾隆动用国家的力量，把当时的书汇集成《四库全书》，化一为七，很多书就是靠《四库全书》流传下来的，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的《四库全书》仅剩四部，把它们影印出版，是化四为千为万，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记：现在花很多钱出版《四库全书》，是否是一种出版浪费？

　　阎：我觉得不是，现在存的四部《四库全书》是有差异的，都是仅此一部，一旦毁坏无法补救。影印出版之后就可以使它们永远流传下去，也能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我觉得现在国家有这个能力，这几部《四库全书》都应该影印。

　　记：有没有必要根据后世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新编辑出版新的《四库全书》？

　　阎：重修《四库全书》从学术上看没有问题，主要是费用比较大，现在做起来还比较困难。以后国家富裕了，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