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豫章（1905年—1977年）

1958年马豫章在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上讲话。

　　我的父亲马豫章，名汉炽，1905年出生在米脂县杨家沟马氏地主家族。1925年，父亲就投入了反对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父亲毫不气馁，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1928年，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我父亲，《米脂县志》曾有这样的文字记载：“马豫章（1905年—1977年）原名马汉炽，杨家沟人，北平中国大学（新闻系）毕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山西太原任互济会领导，1931年参加领导晋南兵暴，失败后被党组织派到西安，冬季随杜斌丞赴甘肃从事西北大联合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活动。经杜斌丞推荐，先后以甘肃国民日报编辑和甘谷县长等职务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任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委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孙作宾、常黎夫等组织了兰州水北门兵变。夏季离甘赴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工作，该军失利后滞留西安。1933年冬至1936年间，在杜斌丞的掩护下，奔走汉中、北平、西安之间，协助杜从事联共反蒋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后，由杜斌丞推荐，经杨虎城同意，出任肤施（今延安）县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导下做了许多有益于团结抗日的工作。毛泽东称赞他是‘白皮裹红瓤’的抗日县长。1938年国民党撤换其县长职务，他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之后，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委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副主席、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秘书长、绥德专署副专员、专员、边区政府秘书处主任、延安市市长等职，为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效力，作出贡献。”

　　为抗日统一战线穿针引线

　　西安事变前的1935年冬，毛主席致函时任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能影响杨虎城的重要决策人物杜斌丞：“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出，是为今日。”1936年8月毛主席再次致信杜斌丞说：“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共勉之。”杜斌丞受到党中央的尊敬和直接支持，为倡导西北大联合，西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进行了大力的活动。

　　1936年春，杜斌丞告诉父亲：“杨虎城将军不愿意打内战，希望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要给中共中央毛主席递信。”他要求父亲速与党中央联系报告。父亲找到孙作宾商定，由孙作宾秘密到陕北向党中央报告。孙作宾到陕北保安后，康生对孙提供的情报硬是不相信，竟把孙作宾吊起来用皮鞭抽打。康生说：“你孙作宾早就当叛徒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现在又送假情报，你是蒋介石的龟儿子，你死了蒋介石给你立碑子。”孙作宾大骂康生：“你康生是蒋介石的龟孙子，你死了蒋介石给你立碑子。”康生把孙作宾折磨够了，才放下来。第二天安排见了周恩来，第三天安排见了毛主席。毛主席一见孙作宾就问：“杨虎城有多少财产？”孙作宾回答：“不知道。”毛主席说：“你不知道杨虎城有多少财产，你怎么能相信他要抗日？”孙作宾回答：“我相信马豫章同志提供的情报。”孙作宾返回西安时，带回了毛主席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形势逼人，形势助人！西安事变被促成了。西安事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支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牢牢把握这个支点，很快形成了红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三位一体”，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全国抗日的局面出现了，我党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了，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壮大非常迅猛。

　　西安事变后，杜斌丞受命就任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主持的政治设计委员会和新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主持接管原来由邵力子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随后由杜斌丞推荐，杨虎城批准，父亲被委任为肤施县（今延安）县长，成为杨虎城主持的陕西省政府为加强与共产党的合作关系特意在与陕北苏区接壤地区任命能贯彻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九名新任县长之一，后被毛主席称赞为“白皮裹红瓤”的抗日县长。

　　稳定延安迎接党

　　1936年12月下旬父亲就任国民党肤施县长后，很快与郭洪涛同志（中共陕北省委书记）和周兴同志（陕甘宁边区公安署署长）接上了组织关系。1937年元旦之后，父亲为了配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肤施（延安），确保党中央的安全，父亲请示郭洪涛同志，说他计划以县长的身份训话，解散臭名昭著的由反共摩擦专家何绍南操纵的国民党反动民团。郭洪涛报请党中央后，党中央很快批准了父亲的计划，同时中央委派江华同志为延安警备司令员，李坚贞同志为延安工作组织长先期进入延安，一面为中央机关选定窑洞房子，一面指导父亲配合做好迎接党中央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解散民团的工作。1月8日实施行动的那天，父亲训话：“本县财政危机，军饷无着落，现宣布解散民团，发给路费，各自回家……”在父亲训话的同时，李启贤同志带着人将民团架在操场的枪支收缴了，没费一枪一弹，解散了民团，赶走了何绍南，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为了确保社会秩序，延安街头的一系列布告，全是父亲签署的。

　　对父亲来说，1937年1月13日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特殊日子。他在延安工作组的指导下，组织了延安群众盛大的欢迎会，他在致欢迎词时，以国民党县长的身份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他说：在民族危亡之际国共精诚合作，一致抗日，才能收复失地驱逐日寇。这充分展示了他这个县长是坚决贯彻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有别于前任县长的新任县长，而父亲那颗火热的心，与其说是地下党员迎接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张闻天，还不如说是游子回到母亲———党的怀抱，一位十年来“昼防野狗跟，夜辨敲门声”的地下党员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在群众欢迎会上，毛主席讲了话。毛主席讲：中央红军为什么到陕北到延安，就是为了抗日，为了救中国。会后，毛主席接见了父亲，当父亲请示毛主席是否可以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时，毛主席明确指示：“不！身份公开了你的作用就小了。你是白皮裹红瓤，我们就称你为抗日县长。”

　　1938年7月，蒋鼎文接替孙蔚如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免去了杜斌丞的秘书长职务，此时，国民党也撤了父亲肤施县长的职务。父亲将此情况汇报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拿起笔亲自写信介绍父亲先到抗大后到马列学院学习，为了提高父亲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主席还派自己的秘书吴亮平同志担任父亲的理论教员。父亲曾幽默地说：“我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是毛主席为我开了小灶。”父亲从马列学院结业后，任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副主席时，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明确指示：“今后党务方面你请示陈云同志（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政务方面你请示林伯渠同志（边区政府主席），军务方面你请示肖劲光同志（留守兵团司令员），重大事情可随时请示我。”每当回忆往事，父亲总是充满幸福感地说：“在延安毛主席对我是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受益终生啊！”这正如父亲逝世后，常黎夫同志悼诗中所述：“组织关怀殷，领袖栽培亲，跟党心连心。”一位资深的革命前辈对我说：“你父亲的贡献就是他不动声响地将延安变成党中央的驻地，延安成了红色首都，革命圣地，才有今天的延安精神，否则今天谈的就不是延安精神，而是互密堡精神。那时国民党给他800元大洋的月薪，他又全部用于党的事业。后来国民党撤他肤施县长职的时候，对他大肆辱骂。这正是你父亲的成功之处，因为他忠诚地执行了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成为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当时，陕北著名评弹艺人韩起祥编了一个评弹段子：

　　延安市的马市长，他的名字叫豫章，一心跟着共产党，为了百姓日夜忙……

　　这个评弹段子，韩起祥在陕北各地到处弹唱，影响甚广。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献给被毛主席称赞为“白皮裹红瓤”的抗日县长马豫章暨一大批抗日先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