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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本《呼啸山庄》。
杨苡与巴金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巴金的家中，当时正值巴金80岁生日。
情结《呼啸山庄》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对这部书比较感兴趣？
杨苡：我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是上世纪30年代，那时我还在上中学，有一次我看了由劳伦斯·奥利佛与梅儿·奥伯朗主演的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这部电影便是根据《呼啸山庄》改编的黑白有声片。当时我只有十八九岁，非常年轻，很容易被爱情故事感动，从那时起，我便埋下了深深的《呼啸山庄》情结。到了上世纪40年代（1944年），我到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借读，有一次偶然在校图书馆借到这本书，就认真地看了一遍，我又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真正动手翻译大概是在1953年左右。
记者：在您之前，梁实秋先生将这本书翻译为《咆哮山庄》，您翻译的时候为什么译成《呼啸山庄》？
杨苡：梁实秋是我哥哥杨宪益的朋友，上世纪40年代，他们一起在重庆沙坪坝的国立编译馆共事。我大学毕业后，曾去过国立编译馆内的哥哥的宿舍，在那里我似乎看到过梁先生翻译的《咆哮山庄》，印象中这本书是竖排的土纸本。听我哥哥说，梁实秋只用两三个月就翻译完了，这可能跟他的英文水平非常高有关。后来，我还看到过女作家赵清阁根据《咆哮山庄》和《魂归离恨天》写出的话剧《此恨绵绵》。
我想梁先生也许是从希刺克厉夫的乖戾性格与暴虐行为得到启发，但我总觉得书名译为《咆哮山庄》实在不妥。书中第一章明确指出，“W．H．”是希刺克厉夫的居住地，但它原来并不是希刺克厉夫的住宅，而是属于恩萧家族，我想任何房主都不会用“咆哮”二字称呼自己的住宅，去吓唬那些远道而来的访客。我虽然觉得梁先生的译名不妥，但怎么译更好却颇费了一番周折。一个夜晚，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住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思索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这时灵感忽然从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没想到现在大家翻译这部书时，都不约而同地把它译成《呼啸山庄》。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和我开玩笑说：“你的才是正宗的《呼啸山庄》呢！”
记者：您大概翻译了多长时间？在翻译过程中参考过梁实秋的《咆哮山庄》没有？
杨苡：在翻译《呼啸山庄》前，我确实翻过梁先生的译本，但并没有仔细看。翻译之前我不会仔细看别人的译本，我担心会受影响。等翻译完成后，觉得没有把握的地方，我会看看他是怎么翻译的，然后再查字典，决定怎么翻译。我始终认为我比较笨，是靠字典翻译的。翻译《呼啸山庄》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译得比较慢，每翻译完一部分，我还要念给不懂英文的人听，看看他们能不能理解，感觉不上口的地方还要进行修改。
记者：在您翻译《俄罗斯性格》后，巴金先生和著名翻译家汝龙先生曾批评您“译得有点草率”，并劝您翻译《呼啸山庄》时“要严肃认真工作”，他们为什么这么说？
杨苡：我翻译《俄罗斯性格》的时候，正赶上参加南京市的文艺整风。当时我最小的孩子也4岁了，我觉得应该出来工作了。《俄罗斯性格》里收录的小说都比较短，所以翻译得比较快，现在看来的确比较草率。《俄罗斯性格》后来由平明出版社出版，汝龙担任校对，他做事非常认真，整部书稿逐字校对，他写的意见都是很细的，比如第几页第几行有哪个字没翻译出来等等，全部写得清清楚楚。我看到他的意见时心里想，反正我马上要去教学了，以后再也不搞翻译了，当时的确觉得翻译好累！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呼啸山庄》情结又不自觉地冒出来了。我跟巴金说，打算翻译《呼啸山庄》。巴金于是在另一封信中告诫我：“你说要译W．H．（即《呼啸山庄》书名缩写），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记者：据我所知，《俄罗斯性格》出版后销售非常好，很快就印了六七版之多，在当时算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您心里有没有对巴金和汝龙的批评不服气？
杨苡：当然没有。草率就是草率，他们批评我，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至于书卖得好不好，我本人不是特别关心。
记者：您的《呼啸山庄》1955年6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在这期间又出了很多译本，您对这些译本有何看法？
杨苡：我几乎没有看过别人的译本，翻译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译本好坏读者最有发言权。有一次，我在《世界电影》杂志上偶然看到了《呼啸山庄》的电影译本，发现其中有些内容跟我翻译的完全一样，我也不好说别人是抄我的，但我觉得很开心，足见我翻译的有些片段还可以。
如今海外竟有将我的译本与我本人的姓名保留，而将书名和后记中凡是“呼啸山庄”中这“呼啸”二字都改为“咆哮”；又听说国内竟又出了梁实秋先生的译本，却把他的“咆哮山庄”改成“呼啸山庄”，这就更为滑稽了！有的《呼啸山庄》的译者愤怒地指责别人抄了他的译本，说他的译本“与前译有显著的区别，特别在分段和注解上，包含了较多个人的见解和体会，具有鲜明的特点”等等，这当然是“高人一等，后来居上”的意思，但我认为他的译本，至少他的书名来自何方，也是不好说的。
直言翻译现状
记者：现在很多外国文学名著都有很多译本，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杨苡：翻译界侵权盗版行为比较严重，希望大家能正视这种不良现象。世界名著可以有很多译本，但一定要严肃认真。我的看法是对好的作品不必抢译，不要乱译，更不能摘人家树上的桃子据为己有。我认为还是应该严肃认真、埋头苦译；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记者：现在翻译界似乎不太景气，许多名著还是靠老一代翻译家的译本支撑门面，您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杨苡：主要是现在很多人对待翻译不严肃。有些人一直认为翻译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们不重视翻译，似乎只要会外语就可以搞翻译。出版社给翻译作品的稿费特别低，上世纪80年代出版《呼啸山庄》时，稿费每千字只有3元钱，现在也不过35元。但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我认为翻译是非常艰苦的工作，甚至比创作还要难，这么低的报酬当然不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从事翻译工作。
记者：上世纪50年代，您翻译了很多作品，后来条件越来越好了，为什么翻译的作品越来越少了呢？
杨苡：1956年我去了莱比锡，一年后回国，到《雨花》编辑部做编辑。我的兴趣比较广泛，除翻译之外，还进行诗歌、散文和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创作。后来，《呼啸山庄》和我的儿童文学都受到批判，1960年我就到了南京师范学院教书去了。“文革”开始后我就开始“靠边”了，6年之后，我又受哥哥坐牢的牵连，直到他1972年出狱后，我才彻底得到“解放”。1980年，我主动申请从南京师范学院退休，退休以后觉得特别自由，写了不少东西，准备今年结集出版。
神交巴金夫妇
记者：从巴金和您通信的内容来看，你们似乎非常熟，您能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杨苡：我是从“一二·九”运动以后开始和巴金通信的，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当时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不能出来参加学生运动，心里觉得特别苦闷。我平时看巴金的书比较多，家庭背景也和巴金差不多，所以就写信给他，问他怎么办。到1938年我离开天津之前，共收到巴金十多封信。当时我们班不只我一个人写信给他，心中感到苦闷的同学都给他写信。那时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非常好，只要收到读者的信，巴金都认真地回信。
记者：据说您曾和巴金的夫人萧珊在西南联大同宿舍住了两年，您对她有何印象？
杨苡：我比萧珊先到西南联大，1938年，巴金给我写了一封信，托我照顾她。后来我们住进同一个宿舍，并成为最好的朋友。萧珊非常聪明，人也特别好，爱看书，尤其喜欢看巴金的书，她思想活跃，为人直爽。她也是中学时开始跟巴金通信的，后来两个人越来越熟。萧珊很天真，解放后她到《收获》工作，一分钱工资也不要，她就是想工作，后来反倒有人说她是打进作协的“作探”。萧珊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考验，红卫兵到巴金家去抄家，她急得要到派出所报案，那时候哪还有派出所呀。她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惜去世得太早了。
（本文的合影照片由杨苡提供，译林出版社的袁楠、谢山青等人，为此次采访的顺利进行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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