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二）与俄罗斯远东大学阿列克瑟教授走在通往主楼的路上。

　　快乐的童年和少年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大连。那时我5岁。由于我家有许多邻居是苏联人，为此，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很快就混熟了。大家在一起跳皮筋、跳绳、捉迷藏、抓大把儿……玩得很开心。当时的大连人几乎都会说几句俄语，而一些孩子们说得更好。在苏军空军疗养院里做管理员的姐姐，经常带我去那里洗澡、吃饭、看电影……疗养院里的苏联小朋友同我姐很熟，因此他们一见了我，对我也特别热情。

　　我的俄语比其他孩子都说得好，语速很快，声音又尖又细，总能压过别人。苏联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游戏时，我得向他们介绍游戏规则；双方吵架时，我得出面劝架……总之，我充当着两国小朋友之间“翻译”的角色。有一次，不会跳绳的瓦夏偏要插进来跳，怎么劝他也不走，他还把一个小女孩撞哭了。于是，我就去他家告状。瓦夏的妈妈听完了我的话，瞪圆了一双蓝蓝的大眼睛惊讶地说：“小小女孩，你简直就是支机关枪！”后来有人见了我就问：“机关枪，瓦夏还捣乱吗？”

　　我最好的小朋友是瓦夏和卡嘉。我更喜欢卡嘉，她文静，随和；瓦夏虽然淘气，但很仗义，有人欺负我时，他肯定会挺身而出，而且他还经常给我带来巧克力糖吃。我会唱的第一首俄语歌曲《我的好朋友》就是卡嘉教给我的。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门外的凉席上，数着天上的星星，说着，唱着，好不开心。那些俄语儿歌很好听，也很上口，我很快就能记住。

　　孩子们是朋友，大人们自然就有了来往，也成了朋友。卡嘉和瓦夏的家人经常到我家吃饺子。而他们两家好吃的东西可多啦，有香脆的煎肉饼、爽口的土豆泥、又松又软的小面包、美味的香肠，还有鲜美的苏布汤……有一次我拔了牙，卡嘉妈妈送来黄灿灿的又香又甜的蛋糕，瓦夏拿来一大截像小胳膊那么粗的香肠。记得我当时不知为什么还哭了。

　　大连解放初期，人们生活都比较困难。善良、热情的苏联朋友给了我家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吃着俄式饭菜、穿着俄式服装长大的。卡嘉的妈妈是个会计，每天下班很晚，卡嘉每天是由我姐把她从幼儿园接回家，有时也把瓦夏一块接回来，我带他们玩。有时卡嘉住在我家，我姐让卡嘉叫我“小姑姑”，而卡嘉改叫我“小姑卡”。从此“小姑卡”就成了我的名字，凡是认识我的苏联朋友无论小孩还是大人一律喊我“小姑卡”，时间长了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上了初中，我就成了“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员。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部队演出或者与他们联欢。而这时，我和卡嘉、瓦夏等苏联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少了，只有在周日才能互相走动，在一起谈论各自学校的事情。卡嘉的妈妈至少一周一次给我家送来奶酪、香肠一类的食品，我一年四季的衣服也是她按照卡嘉衣服的样子为我准备的。我们的关系像亲戚一样。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要回国了。我和姐姐去她家送行，卡嘉把她的铁皮文具盒送给我做纪念。她妈妈难过地说：“我喜欢大连，我爱你们小姑卡，欢迎你去我家。”这次的告别也成为了我们的永别。

　　激情的青年时代

　　念初中和高中时，我的俄语成绩特别好，学起来很轻松，像玩儿似的。正如古人曰：“学至于乐，则自己不已，故进也。”考大学时，我被辽宁师范大学俄语系录取了，虽然有一点遗憾（我想去中文系），但也心安理得，毕竟俄语是我最喜欢、最容易学好的一门学科。

　　我的大学老师都非常优秀，教学认真，关心学生，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忠于教育事业的品德。苏联老师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美丽热情的秀林娜，高雅温和的法捷耶娃，平易近人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老师们为我打开了进入俄罗斯文化的大门。随着俄语水平的提高及俄语知识的拓宽，我阅读了许多优秀的俄罗斯及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普希金诗集》、《安娜·卡列尼娜》、《上尉的女儿》、《驿站长》、《马雅可夫斯基诗集》、《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这些作品使我对博大精深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人民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现大连医科大学）当俄语老师。我像我的老师们那样满腔热情地对待我的工作和我的学生，怀着对俄罗斯的感情和对俄语的兴趣，把俄语知识传给我的学生。当学生们问我：“老师，您去过俄罗斯吗？”这个问题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那魂牵梦萦的国土———卡嘉、瓦夏的故乡，我何时能去亲眼看看！

　　梦圆俄罗斯

　　2000年年初，大连市外事办公室收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区（以下简称哈市）文化艺术委员会的来函，邀请大连市民间业余俄语合唱团去参加在该市举办的“老战士在歌唱文化节”。市外办及驻哈市中国领事馆给予这次活动很大的关注。鉴于出访的需要，市外办建议把“爱尔合唱团”改名为“友好之声合唱团”。俄方接待我们的也是一个民间合唱团———“经典合唱团”。

　　2000年3月24日，我终于踏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朝思暮想的地方。火车抵达哈市车站时，在寒风中等候多时的中国驻哈市领事及“经典合唱团”全体团员一拥而上，又是握手，又是问候。那一张张微笑的面孔似曾相识，那熟悉的语言是那么亲切。“经典合唱团”的柯利亚团长把早已准备好的胸卡发给我们每个团员。胸卡上用俄语写着本人的姓名、职务和房东的姓名、家庭住址及联系电话。柯利亚笑着说：“有了这个胸卡你们走到哪里都丢不了！”我们两人一组被各自的房东领走。从此，我们每天的吃、住、行全由房东负责。每天早饭后，房东把我们送到活动集中点之后才离开。活动结束后，房东再来接我们回去。有时活动延时，房东们就在外面等候，不管天有多冷、多黑，他们都耐心地一直等到我们的活动结束。柯利亚团长诙谐地称房东为我们的妈妈奇卡（妈妈的爱称）。

　　由于俄罗斯经济不景气，市场供应很差，除了面包，其他什么东西都贵，水果和蔬菜很少而且价格昂贵，几乎无人问津。我的房东塔玛拉一家的收入在当地属于中上等。我在她家住了7天，从来没看过她的孩子吃过水果和零食。有一次，我们在游览市区时路过一家商店，我让带队的刘芭与我一起进去买了几斤苹果和橘子。当我回去把水果送给房东7岁的小女儿时，小姑娘开心地笑着道谢。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卡嘉的影子，不知卡嘉现在过得怎样？能否吃上水果？

　　尽管房东为了我们的伙食作了很大努力，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改善伙食，几家房东带着自家的“特产”食品聚到塔玛拉家，大家一边吃，一边聊，真是一个和睦的“国际家庭”。

　　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就参加了在市工人文化宫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5周年合唱节”预演。我们演唱了俄语歌曲《喀秋莎》、《歌唱动荡的青春》、《山楂树》、《纺织姑娘》。我们每报一次幕（我是报幕员），每唱完一首歌，都博得观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对演出情况都进行了报道。《共青团员真理报》在报道中说：“第一次听到外国人用如此标准的俄语演唱我国的歌曲。”

　　3月26日，在国际文化宫举办的“老战士在歌唱”颁奖演唱会上，当我团唱完了《歌唱动荡的青春》和《山楂树》两首获奖歌曲后，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让我们多次谢幕，美丽的俄罗斯少女走上台来为每位女团员献上一朵鲜红的玫瑰，只有我们中国的团员才享有如此的礼遇。

　　日本的一位作家这样说过：“在人与人的心灵交流这一点上，恐怕再没有像音乐这样诚挚的了。”而语言的相通更使彼此觉得相见恨晚。演出结束后，身着艳丽的俄罗斯民族服装的老年女战士和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年男战士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玛拉杰次”（好样的）。一位老战士邀请我与他合影，他说：“我去过中国，中国人很好，我爱中国。”我接着说：“愿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他赞同地重复了我这句话。

　　除了两场重要的演出外，哈市文化艺术委员会还安排我们去疗养院、部队、艺校演出，并参观了市自然博物馆、英雄纪念碑和沙俄时代的猎场。我们游览了市区主要建筑和街道，领略了阿穆尔河（黑龙江）的美丽风光。

　　离别的前一天，几家房东又聚到塔玛拉家，为了表达对房东的感激之情，我们特去商店买了肉和圆葱，包了饺子，做了拔丝地瓜等菜。7天的朝夕相处，让我们真是依依不舍，大家说呀，唱呀，一直到深夜。

　　3月30日下午2时，到哈市火车站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有中国驻哈市洪总领事陈领事，还有“经典合唱团”的全体团员。大家临别祝福后的共同一句话是：“让我们再相逢！”

　　思念是永恒的，友情是永恒的，回忆是永恒的，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