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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恨嫁,我忽然想起了《涩女郎》中的“结婚狂”。
有一份调查说,在根据《涩女郎》改编的电视剧《粉红女郎》中,男人们最喜欢的角色是“万人迷”,最不喜欢的角色是“结婚狂”。
有人说,很多男人会对不顾一切只想结婚的女人心存恐惧。
其实未必。心存恐惧是因为爱得不够。倘若他真心爱你,他一定巴不得你就是个“结婚狂”,因为这样正好中了他的下怀。就像那个“结婚狂”,不是也被王浩和龚喜一心一意地爱着吗?
看来,不是恨嫁的问题,也不是结婚狂的问题。
扳着手指头仔细数一数,周围恨嫁心切的女子虽然不多,但也不少。她们往往有着不错的相貌,有着不错的学识,有着不错的修养……可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机会、伤害、条件等等,她们就被无情地蹉跎了。
恨嫁的女子如果不肯放弃自己内心坚持的标准,那么她是很难达成结婚的心愿的,这似乎有点不幸;可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达成结婚的心愿而放弃自己内心坚持的标准,那将是更大的不幸的开始。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恨嫁的女子往往根本不了解婚姻(当然,她们确实也没法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对“嫁”的形式的向往远远超过对嫁的结果———婚姻的向往。也就是说,她们朝思暮想的所谓结婚,通常是一种“嫁”的形式,而不见得是平实繁琐的婚姻生活。
恨嫁的女子如果发展到偏执的状态,就会失去对男人的判断能力,她们会将能嫁不能嫁的男人都混为一谈,最终只能落得想娶的男人不敢来,来的却是不敢嫁不能嫁不该嫁的男人。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见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这是多么浪漫的情怀!
现实生活虽然没有文字这般浪漫,但是,恨嫁的女子,你也一定要、也一定会等到你的王浩、你的龚喜。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念着一群乡下的小姑娘。
到庄河下乡的第二年,我在一所学校当班主任兼文艺队老师。那时的孩子没电视看,见识少,胳膊腿儿又硬,一个动作,不知要教多少遍。更要命的是他们还说一口庄河土话,我得一句句教普通话。
记得我教的第一个舞是《草原英雄小姐妹》。龙顺和吕光霞扮演姐妹俩。龙顺脸圆圆的,一笑俩酒窝,像个乖娃娃,可爱极了。而吕光霞额头高高,眼睛大大,嗓子亮亮,人特懂事。我把学生的粉衣黄衣缀上缎带,再买布料缝条粉裙和黄裙,也缀上缎带,缎子布头扎成腰带一遮,哈,天衣无缝,就是蒙古族舞袍;买来各色布剪裁拼缝成彩虹围裙,白衬衣领子折进去,缀条绸带做斜襟,腕上加一段白水袖,藏装也有了;汉族舞蹈的小围裙索性用枕套一折一系,绣花飞边齐全;新疆小帽则用纸壳糊,包上红金丝绒,再贴上金纸花饰。农村学校穷,舞服道具上花的钱都是我自掏腰包;学生也穷,跳舞每人要两块手绢还是我买的。可是能打扮出几十个美丽的孩子,能打点得千百个穷困乡亲们开怀一乐,我比什么都高兴!田间地头、村口场院,锣鼓一响,可就乐坏了乡亲们。
后来我们要排团体操,要求全校女生自备水粉上衣、宝石蓝裤和一条红绸裙。我心想:这下可得挨家长骂了。没承想,家长们为了孩子竟齐刷刷地咬牙支持了我。龙顺妈妈还主动给龙顺做了一套上嫩黄、下水红、系着大红飘带的丝绸朝鲜舞服。我感动极了,特地为龙顺排了独舞《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为了让孩子们开眼界,我领他们走六七里路进城看节目,半夜里再一个个往家送。山路上,夜风拂着青纱帐沙沙响,歌声说笑声一路飞扬。一次单独送龙顺时,黑乎乎的突然蹿起了什么野物,吓得孩子一头扎进了我怀里。我也不过是18岁的女孩啊,头皮也一炸,但却像个小母亲一样,紧搂着学生连说:“别怕,有老师呢!”
记得回城那天,孩子们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最调皮的丫蛋问:“老师,我们好好听话,你不能不走吗?”练功最肯吃苦的于淑静哭着说:“咱们的团体操还没演呢,你走了,谁来领我们演啊?”多亏了小文艺队长龙顺,扒开同学们的手,说:“到点了,快让老师走吧。”她边抹眼泪边说:“老师,你放心走吧,我一定带好文艺队。”我心里这个难受啊,就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些孩子,真的想跳下车来……
那五年,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岁月。我从没有这样全身心地爱着那么多孩子,爱得无私爱得忘我;我也从没有被那么多孩子深深依恋着,恋得那么深那么纯。我的花朵般的五年青春,在这穷乡僻壤中悄悄盛开,却又缤纷耀眼……
26年后,龙顺终于费尽周折找到了我。那天一见面,我们就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龙顺说:“老师,我找得你好苦啊!老师,你走了,没有人教我们了,同学们都想你。”一句话,差点把我的眼泪给逼出来!而心中也涌起层层热浪,每个浪尖上都跳动着当年的音符。我知道,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的美丽瞬间已经来临。
她拉着我进了饭店,我们又请来了另一位知青老师,我们一起说啊、笑啊、唱啊、跳啊……跳着跳着,我突然停了下来,呆呆地看她:“龙顺,你的舞范儿,怎么那么像我呀,连表情和眼神都像!”她笑了:“那有什么奇怪的,我是你教出来的呀!”看着自己已经消逝的青春在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梦一般地重现,我就感觉像是与自己的青春再度重逢。
龙顺告诉我,她回城后,同学们以为来了个乡下丫头,却不料她各方面都十分优秀,一直是尖子生和学校文艺队队长。后来她在朝鲜族艺术馆里作为主角曾多次参加市舞蹈汇演。舞蹈使她气质高贵,举止优雅。她说是我把她本是最穷困的童年变成了最幸福的童年;她说是我使她因舞蹈而一生都充满了自信与快乐;她说是我使她像老师一样心地善良、性格开朗、乐观坚强……听着她的话,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淹没了我。世上除了母亲,还有哪一种职业能拥有这种幸福!还有什么工作能让你体验到这种自豪和欣慰!我忽然觉得我当年的辛苦都有了回报。
后来,电台邀请我们做了一期节目──《舞缘》,第二天,我拔通了原中山区少年之家宋金兰老师的电话:“老师,我的学生看我来了。老师,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就没有庄河几十个几百个学生的幸福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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