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可疑名牌服饰消费场所，永远人头攒动，人气高昂。除了三种人，那里荟萃了上海滩上各色人等。三种人是：拒绝时尚或不领市面的老土（基本上涵盖了各类弱势群体，也可能包括当代陈景润），挥金如土到傻冒儿程度的富人（如一些阔佬、国企老总或英超切尔西队老板俄罗斯富翁阿布拉莫维奇之流），刻意维护某种传统荣誉的守旧人士（如英国的皇室成员）。

　　我们知道名牌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靠实打实的工艺或科技含量奠定基础，其品质需通过一系列硬指标鉴定的，故通常只有水货，没有假货。另一种则相对软性一些，多半借助一系列暧昧指标来打造品牌、完成促销。标准既然如此松垮，余地既然如此广阔，造假者便正可乘隙而入，大施拳脚了。服饰领域的芸芸名牌，正好属于后者，它们除了若干飘忽不定的附加值，基本上无需造假者出示技术准入证。该附加值，有时体现为个别当红明星的形象号召力，有时则仅仅依赖于某个滑头家伙虚构概念的能力，比如是否敢于将一粒纽扣夸大为一道工艺流程性质的成就。

　　我们无法用只及原价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到一辆名牌汽车，再大胆的制假者也不敢在市场上低价兜售英特尔处理器，这可以说明硬指标的硬度。服饰领域的仿造名牌之所以屡禁不止，本身也说明那个所谓的“正牌”，价格体系里有着过于辽阔的空间。将一条成本不过5元的裤衩，贴上特定品牌标签后标价300元出售，未必不能视为一种杂糅了多种社会心理的时代怪癖，所以若暂时撇开法律层面，仅就市场而言，假冒服饰行业的繁荣，也不妨看成下层民众的一种人格自卫行为，目的是剥离掉富人通过价格杠杆无端加诸己身的不实之誉。至于此法是否还兼有挤去服饰市场中潜在泡沫的功能，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一旦个中的泡沫被挤干净，游戏也将自动结束，富人固然失去了借助服饰招摇身份的巨大方便，工薪族借助廉价名牌服饰所取得的与权贵分庭抗礼的无上乐趣，却也会随之失去。此外，伪名牌固为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不容，但其中悄然孕含着的若干原始民主因素，也不宜视而不见。对于我们潜意识里信奉“等贵贱，均贫富”信条的都市下层民众贫民来说，穿上只及原价十分之一的名牌服饰在阔佬面前闪身，的确会让他们萌生若干可以理解的快感。

　　话虽如此说，若将襄阳路视为工薪族在外观上脱贫致富的天堂，又与事实不符。在襄阳路摩肩接踵的人流中，老外为数甚多，以老外在上海的人口比例而论，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些基本上比今天的上海人更为富裕的欧美人士，对假冒名牌服饰的穿戴热情，也远较上海人来得热烈。当资产豪富的美少女库尔尼科娃、 N BA小牛队的高管人士都对襄阳路充满好感时，我们这些刚刚在襄阳路淘得便宜货的小民，窃喜之后又得面对另一个残忍事实：同样一根售价50元的范思哲皮带，缠上某个大老板的腰间，其价格会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缠在如我这等穷哥的裤腰上，终究只能为自己赢得怀疑的目光。也正因此，在襄阳路上最少见的，恰恰是那些我们原以为最容易出现的都市下层民众。最常见的呢？恰恰是那些吱吱喳喳的小资一族。

　　名牌，只是一副牌，不论何种玩法，富人手上的牌永远会更好些。在今天这样的消费时代，将天帝看成一个为富不仁的老家伙，通常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