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革”的反思，作为巴金晚年的重要思想支撑点，曾自始至终贯穿在《随想录》中，《再思录》除了延续了他的这一思想外，还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性。在《随想录》时代，反思“文革”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可是在《再思录》时代，随着社会转型，新的价值观的涌入，人们关注视线的转移，“文革”的脓血仿佛早已洗清，“文革”已成为历史，成为一种纯学术话题。这种“理性”固然有它积极的意义在里面，但抽去了情感成分和个人的记忆，仅以逻辑的严谨、数字的精确和整体的描述反而使历史在这些貌似客观的语言中变得更为模糊不清。尤其是对于“文革”这样浩劫的反思，个人记忆中的个人性和现场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浩劫本身的残酷性和震撼力便被消解了。而“文革”对于巴金，一直是沉重的无法摆脱的现实，所以，虽然它已结束了几十年了，但那种在别人身上已经淡化了的“伤痛感”，在巴金身上却仍然是揪心撕肺的。从今天来看，我看巴金提出的话题完全没有终结，“文革”所造成的“精神奴役创伤”还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那些放弃人格尊严、不能捍卫人格尊严的事情仍旧屡见不鲜。《没有神》是一篇旗帜鲜明的宣言：“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这种呼声似乎发出得很容易，特别是在一个远离了政治高压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平常，但是背景调换了，实质的内容则未必变化。比如把当年的“神”是政治，而今换为“金钱”的话，马上很多人就能感觉到这话语中的分量，那些拜倒在金钱脚下，为了金钱出卖人格丧失尊严的事情并没有绝迹吧？另外，“神”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又有多少人在不同的时代中参与制造那些不同的神？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理解了巴金为什么要揪着“文革”不放了。有许多问题，巴金可能没有作出回答，但他以他痛切的经验提出了它。

　　与《随想录》相一贯的还有对讲真话的思考，巴金一再提倡“讲真话”。“讲真话”不是一门学问，有时它更是面对现实和面对自我的勇气，是对历史的一份责任感。现在比较可笑的是很多人对自己就不负责，却整天去谈什么对人类对全世界负责，不知这“责”从何负起？有人在文章中说：“巴金先生仍停留在说真话而非实事求是的层次上，实在是令人遗憾。我们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说实事求是、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真话，这样的真话才有价值。”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圣人才能张口就吐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话”，好像每一开口都要为不朽做铺垫似的，尤为值得警惕的是，他们对巴金提倡的“讲真话”的质疑和不屑是以把它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剥离出来为前提的，有的人甚至还因为巴金没在每一篇文章的后面详细说明并“请求宽恕”，就说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因为巴金没有拍案而起就某事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就缺乏道德勇气。依据这种逻辑，其实我们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巴金的许多岁月和我们是一起走过的，在这些岁月中，我们又做了什么，我们又是否挺身而出了？是否拨开云雾作出了超越时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思考了？面对着这样的质问，我们只能与巴金一样羞愧而不是毫无理由地指责什么。大家都是人，谁都不是神，因此谁也不能跳出三界外超出五行中，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今天烟消雾散就去嘲笑昨天还在烟雾中跋涉的人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分析，说这些并非反思历史时，我们就有理由推卸历史责任，而只是强调对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历史环境的了解和认识的必要，从而使我们更大程度上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忽略了一个人和他具体生存的环境，一个人的思考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联系，如果单单将一个人从这些剥离出来，要求他做到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妄论，也是缺乏历史公正的谬言。无论怎么说，巴金毕竟做了很多，我们不需要造神，但更不应随便将我们精神和思想文化上应有的积累一笔勾销。（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上海文学》主编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