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好。

　　《巴金散文创作论》的清样我已经读了……巴金先生的散文，总是如江河清白之水，一泻千里，不及触目，难以惊心。如作为作家生平行状来读，当有重要史料价值，作为艺术品来鉴赏，真如巴老自己所称的“无技巧”。真情是不需要装饰的，但如仅仅赞其“朴素”又失之简陋，等于是无话找话，而且也不符合艺术不离匠心的道理。

　　因此，我仍然是以为巴金的散文意义在于其思想之远，感情之诚，语言则过白。因为其语言过白，往往让时下之人误以为其思想浅而感情浮。譬如说，最近读李辉先生批评林贤治先生的文章，据说林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公然发议论说，巴金在《随想录》里反复强调的“讲真话”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而给以讥讽。我没有读过林先生的文章，不知道“此说”的上下文是怎么联系的，虽说林先生以大胆犯上而著名，但总不至于把“讲真话”看得这样容易。不说别的，就是以今年 S ARS流行来说，身在广州的林先生应该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养成“讲真话”的习惯究竟是小学生需要还是大人物需要？林先生发表此文可能正是在 S ARS事件需要全民族来反思的时候，报上所载的知识界纷纷举笔作颂，赞歌不绝，而对于肇祸的瞒上欺下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却噤若寒蝉。屈子吟骚，史迁发愤，阮氏青眼，蒋公绝唱，真正的良知需要有胆有识有智，直面人生谈何容易？即使巴金先生这样地位的人，要想直面人生也非易事，他深深明白此中道理，才含糊其辞地表达心曲，以期望后来者在更加宽容正常的环境下能够理解他的苦心。谁知后来者更加浮躁更加浅陋，连对环境的真实状况的一点起码认识也没有，还自以为是太平盛世可以信口开河，这才是真正的隔膜所在。

　　读《随想录》者知道，讲真话并非是巴金先生最初的写作意图。开始几篇，他的目标很清楚，是为了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文艺问题的“争鸣”，为了探索新的理论与观念，所以一开始就涉及如何评价《望乡》、读外国文学名著、歌德与缺德、关于《假如我是真的》讨论等问题，他也是坦率直言，畅所欲言。到了后来，渐渐地他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林贤治先生当然不可能感受到，但巴金先生是明显感受到的，这就是后来他不断抱怨的“冷风”，于是渐渐地，意识到一个知识分子远还没有到达畅所欲言的时代。所以要强调“讲真话”，就是因为讲真话之难；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是因为他真实地感受到言说的困难。我指的其思想之远感情之诚，都是指这种精神状态而言。随风转向、说话如唱山歌一样好听的人是不会有如此压力和遭遇如此言说之困难的。而他为了把某些精神主张通过最易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只有强调“讲真话”，正如林先生所说，这本来是应该用来教育小学生的内容，但是我们做到了没有呢？为什么不能做到呢？整个社会做不到讲真话，那么怎能有效地教育小学生呢？这一些连锁反应就不值得我们细细思考吗？就像后来巴老为他的那些有信仰的朋友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理想主义者”，这也是个过时的、肤浅的概念，但又是一个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的概念。用浅显的概念来包藏他深沉的思想感情，这是巴金在当代言说中遭遇的矛盾，也正是这个矛盾束缚了他思想精髓的进一步的表达，也使许多不在同一境遇下的读者失去了对其言说背景的理解，变得异常隔膜。巴金先生的散文语言过白，为的是能使他的思想感情传达到社会普通人中，但也妨碍了他的思想的深刻内涵的表达，我们的知识分子历来喜欢故弄玄虚作深刻状，对浅显的语言只能作更加浅显的理解，我不知道这是巴金先生的悲哀还是知识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