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匮乏，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上。不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其他社会矛盾便无法缓解。正是基于这一科学判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经济总量不断跃升，短缺经济已被相对过剩的经济所取代，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物质匮乏所引起的社会矛盾相对减少，而其他因素引起的社会矛盾相对增多，资源和环境问题凸显出来，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如果再仅仅依靠经济增长这一条办法去解决众多的社会矛盾，势必不再那么有效。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阶层分化、矛盾纠葛，应当跳出经济增长包医百病的思维局限，用更广阔的视角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硬指标，而不是一个软指标，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指标，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指标。因为这个指标与单纯经济增长指标相比较，处在更加高端的位置上。为什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之下，提出了这一新的发展观，就是因为这个全面小康社会，不仅要使经济更加发展，而且要使社会更加和谐，资源更加节约，环境更加美好，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在过去低水平的小康阶段，为了集中力量抓经济，适当牺牲一些社会和谐、资源环境，还情有可原。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之后，再忽视全面协调发展，忽视社会和谐，纵容社会矛盾激化，就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了。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部门，不能以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更不能仅以 G DP论英雄。应当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把解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问题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这些论断没有错，非常正确，而且必须长期坚持不动摇。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是万能的，用经济手段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世界上有这样一种类型的国家，如果按人均产值和收入指标来加以衡量，可以说富得流油，但那里天堂与地狱同在，动乱不止，丑恶现象层出不穷。我想，我们发展经济所播下的龙种，绝不希望它到头来长出的是这样的跳蚤。市场规则和经济手段可以使财富涌流，但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这些财富被合理分配和使用。弄得不好，财富的增长与社会矛盾的增长携手共进，当社会不能承受这种压力时，经济增长也就被打断了。现在我们就应未雨绸缪，防止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滥用“跨越式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口号，制定了一些大而无当的发展规划和无力实现的增长指标，乱上项目，滥铺摊子，“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屡禁不止。这样“发展经济”的结果，不仅无效益可言，而且会加剧财政困难，激化社会矛盾，与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背道而驰。这种得不偿失的所谓“经济发展新举措”，应坚决加以制止。

　　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首先必须实现经济系统内部的和谐。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实现经济和谐，必须处理好一些重大的经济关系问题。比如，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基础设施部门与直接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等等。只有把这些重大经济关系处理好了，不出大的问题，整个经济系统才能处于良性运转之中。就目前国内经济而言，在总体发展势头强劲的大背景下，还存在许多不和谐的音符。比如，宏观经济指标向好，而微观经济质量较差；实物商品市场比较活跃，而证券市场一跌再跌，阴云密布；居民储蓄增长迅猛，而民间投资动力不足；一方面存在大量商品过剩，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囊中羞涩，有效购买力不足。这些不和谐之点是经济体系中深层次矛盾的具体体现，亟待有效的宏观政策加以调处。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还应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被动局面。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理论中的经典论断之一，也是我们党曾经作出的郑重承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敏感的意识形态问题，目前还没有充足根据能够对此作出明确判断。但近几年来国家统计部门、权威调查和研究机构、著名专家学者公布和发表的大量数据及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过大，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5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居民储蓄存款分布失衡，20％的富裕户拥有80％的储蓄额，这样的调查结果经常见诸报端，并被频繁引用。暴富阶层、贫困群体这样的称谓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开展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部门年节前的中心工作。这些材料和事实充分证明，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里出现的问题确实不可等闲视之了，已经由此造成了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不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悬殊问题，即使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长，社会矛盾也会越积越多。当然，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并不是要搞杀富济贫，重新回到平均主义去，而是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通过调整改进税收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比重，以及推出其他相关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目标的重点内容抓紧抓好。目前，中国社会中的诸多不和谐现象，比如经济循环不畅、阶层矛盾加剧、政务摩擦不断、区域关系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都与棘手的“三农”问题纠缠在一起。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多居民住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中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社会和谐问题，都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这是一句意蕴无穷的至理真言。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离开了对当时农民状况的科学考证，就无法破解其中的缘由和奥秘。推进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会在迷茫中徘徊，大大迟滞其过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重要的一点在于制定了一个科学而有效的土地革命纲领，赢得了众多农民的拥护和支持。面对中国农村的现实，“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震聋发聩的警世之语，如果还不能提醒人们去关注农民的疾苦，那就要真的大难临头了。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会有一个和谐与繁荣的未来。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要搞好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基础，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健康发展。减少污染，净化环境，保持物种的多样性，让人类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发展原则。（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党校教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