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偁禹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作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偿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7年（1125）8月21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付给作者文字润笔的多少，不同的时代是有很大差别的，从这个差别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地位的高低。唐、宋两代重视诗文，朝廷科举也以诗赋取士，所以整个社会都十分重视文学，爱好诗歌；文人学士的地位相对很高，很受社会尊重，所以文字的润笔也很高。最出名的是韩愈，专为名公巨卿写碑铭，“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彩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蔡伯喈集》里面，竟有为年仅15岁、7岁者作的碑文。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诗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文人真是受益不浅。也由此可见唐、宋稿酬之高。

　　到了元、明以后，文人学士的地位空前低下，润笔也一落千丈。据说，明永乐年间，明成祖下旨命翰林院修撰张洪去招抚平叛。张洪沿途采访见闻，写成了一部《南夷书》，很受人们称赞。但有人请他写了一篇文章，却只给了他五百钱。这样一位官吏得到的稿酬尚且如此，别人的文章当然就更不值钱了。

　　清朝文人学士的稿酬则可借被罢官后的郑板桥所写的一则卖字画的《润格》来见一斑了：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这自然是处于唐宋与元明之间的价格了。